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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观上引钱氏家难三文，当日河东君被迫死之情状已甚了然，唯其所谓“三千金”或“银三千两”，与虞阳说苑甲编冯黙庵舒撰虞山妖乱志中所言钱曾为父裔肃有关。黙庵之文（可参同编据梧子撰笔梦末两段所载及河东君殉家难事实顾苓归庄致钱遵王两札）略云：钱裔肃者，故侍御岱孙宪副时俊子也。岱罢官归，家富于财，声伎冠一邑。裔肃亦中顺天乙卯举人，诸孙中肃赀独饶。有女伎连壁者故幸于侍御，生一女矣，而被出。肃悦之，召归，藏玉芝堂中三年，而家人不得知，与生一子，名祖彭，为县庠生，其事始彰。万历丁巳，侍御举乡饮，将登宾筵，一邑哗然。监生顾大韶出檄文讨其居乡不法事，怨家有欲乘此甘心者。〔钱〕尚书〔谦益〕素不乐侍御，口语亦藉藉。钱〔裔肃〕乃大惧，遽出连璧。已而侍御死，宪副亦殁。诸兄弟皆惎裔肃，有为飞书告邑令杨鼎熙言连璧事者。杨以谂尚书，尚书答曰：此帷箔中事，疑信相参。书似出匿名，盍姑藏弃之，当亦盛德事耶？有钱斗者，尚书族子也，素倾险好利，裔肃以尚书相昵，故亦亲之。遂交构其间，须三千金赇尚书。裔肃诺。斗又邀其家人赍银至家。斗居城北，其邻有徐锡策者，称好事，诇得裔肃危赇事，遂讼言告人。银未入尚书家，而迹已昭著不可掩。裔肃族人时杰者又白之于巡按御史。尚书亦唯唯，无所可否。于是其事鼎沸。时杰得贿几与尚书等。裔肃始以其事委尚书，出重贿，要万全。已而尚书不甚为力，故怨之。裔肃诸弟又日以宪副政妓人纳之尚书，裔肃不得已亦献焉。凡什器之贵重者，钱斗辈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是时抚吴为张公国维，尚书辛丑所取士也，以故府县风靡，无不严重尚书者。裔肃所费既不赀，当事者姑以他事褫革，而置奸祖妾不问，邑人自此仄目尚书矣。
然则河东君遗嘱所谓“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孝女揭所谓“奉族贵命，立索柳氏银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及赵管揭所谓“必要银三千两，如少一厘，不下事”等语中之“三千金”，疑即此文裔肃赇尚书之“三千金”，而遵王向微仲索取之“香炉古玩价高者”，恐即指钱斗向钱裔肃“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之贵重什器也。如此解释是否合理，仍俟更考。
又虞阳说苑甲编“过墟志感”一书虽为伪托，但其中用语可与孝女揭相参校者，如称钱曾为“兽曾”之类是也。至刘寡妇以其家资全付与其婿钱生者，殆常熟风俗，妇人苟无亲生之子，例以家资付其女及婿。此所以钱朝鼎钱曾等由是怀疑河东君以牧斋资财尽付赵管夫妇，因而逼索特甚，致使“进退无门”，且叱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门”。故过墟志感虽为伪托之书，于当时常熟风俗仍有参考价值也。
复次，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贰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茲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又家难事实载严武伯熊“负心杀命钱曾公案”文云：
窃闻恩莫深于知己，而钱财为下；罪莫大于负心，而杀命尤惨。牧斋钱公主海内诗文之柄五十余年，同里后学砚席侍侧者，熊与钱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肉未寒，反颜肆噬，逼打家人徐瑞写身炙诈银三十六两，今月廿八日复诬传族势赫奕，同钱天章虎临丧次，立逼柳夫人惨缢。亘古异变，宇宙奇闻。熊追感师恩，鸣鼓讨贼。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诉，少效豫让呑炭之意。
王渔洋感旧集壹贰“严熊”条卢见曾补传云：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鸿集。
小传下附宋琬安雅堂集“武伯诗序”（可参陈寿祺郞潜纪闻捌“虞山钱宗伯下世”条）云：
钱牧斋先生常顾余于湖上，语及当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严生武伯者，纵横跌荡，其才未易当也。后与武伯定交吴门，先生已撤琴瑟再闰矣。武伯身长八尺，眉宇轩轩，骤见之，或以为燕赵间侠客壮士也。酒酣以往，为言先生下世后，其族人某妄意室中之藏，纠合无赖嚣于先生爱妾之室，所谓河东君者，诟厉万端，迫令自杀。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其罪。其人大惭，无所容。聆其言，坐客无不发上指者。呜呼！何其壮哉！又一日饮酒，漏三鼓，武伯出先生文一篇示余，相与辩论，往复不中意，武伯须髯尽张猥毛，欲掷铁灯檠于地者再，厥明酒醒，相视而笑曰夜来真大醉也。虽狂者之态固然乎？而其护师门如干城，不以生死易心，良足多也。
龚鼎孳定山堂集肆贰康熙丙午迄庚戌存笥稿“严武伯千里命驾，且为虞山先生义愤，有古人之风，于其归，占此送之”七绝五首云：
清秋纨扇障西风，红豆新词映烛红。扣策羊昙何限泪，一时潬洒月明中。
死生胶漆义谁陈，挂剑风期白首新。却笑关弓巢卵事，当时原有受恩人。
河东才调擅风流，赌茗掸花是唱酬。一着到头全不错，瓣香齐拜绛云楼。
高平门第冠乌衣，珠玉争看彩笔飞。曾读隐侯雌霓赋，至今三叹赏音稀。
君家严父似严光，一卧溪山岁月长。头白故交零落尽，几时重拜德公床。
寅恪案：牧斋与严氏一家四代均有交谊，前已言及。晚岁与武伯尤为笃挚。观上列材料并有学集叁柒“严宜人文氏哀辞并序”（此序前已引）、同书肆捌“题严武伯诗卷”及“再与严子论诗语”等篇，可知武伯之“为虞山先生义愤”固非偶然。但武伯之“纵横跌荡”，“眉宇轩轩，燕赵间侠客壮士”，自是别具风格之人，故其与钱曾辈受恩于牧斋者同，而所以报之者迥异也。
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一书中尚有严熊“致钱求赤书”一通云：
往年牧翁身后，家难丛集，破巢毁卵，伤心惨目。孺贻世翁长厚素著，饮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游燕邸。弟客春在北，每见名贤硕彥，罔不怜念之者。岂归未逾月，仁兄首发大难，出揭噬脐，必欲斩绝牧斋先生之后，意何为耶？况仁兄此揭不过为索逋而起，手书历历，要挟在前，难免通国耳目。呜呼！索逋如此，万一事更有大于索逋者，仁兄又将何以处之乎？
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陸钱裔僖传附族人上安传略云：
族人上安，原名孙爱，字孺贻，顺时曾孙。性孤介。顺治丙戌举于乡。父殁，蒙家难，必伸其意而后已。谒选除永城令。始至，人以为贵公子，不谙吏事。升大理评事。遂归，闭户不见一人，即子孙罕见之。
同书叁贰钱孙保传云：
钱孙保字求赤，谦贞子，赵士春婿也。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龚鼎孳传略云：
康熙元年谕部以侍郞补用，明年起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年迁刑部尚书，五年转兵部，八年转礼部。十二年八月以疾致仕，九月卒。
据上列之材料，可知严武伯至北京乃在康熙五年丙午后龚氏任职京师之际，而此时牧斋之从侄孙保曾再发起向孙爱索逋之事。牧斋身后其家况之悲惨如此，可哀也已！
又曹秋岳溶静惕堂集肆肆“严武伯钱遵王至”二首其二云：“浮云劫火动相妨，红豆当年倚恨长。容我一瓻鸳水北，往来吹送白蘋香。”岂由于秋岳之调解，后来武伯遵王复言归于好耶？俟考。
据康熙四年正月廿七日总督郞宪牌及同年同月廿九日理刑审语（据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知此案悬搁“五月有余”，及郞廷佐追问始草草了事，而所加罪者惟陆奎杨安等不足道之人及细微之款项，而钱曾等取去之六百金及勒索三千金逼死河东君一事则含糊不究，可知其中必有禹九之权势及遵王之“钱神又能使鬼通天”，（见家难事实归庄“致钱遵王书”，并可参同书李习之洊“致钱黍谷大宪咸亭御史书”及“贻钱御史第二书”。黍谷即朝鼎，事迹见上引常昭合志稿贰陸。咸亭即延宅，事迹见同书同卷。）故可以不了了之也。当日清廷地方汉奸豪霸之欺凌平民，即此一端可想见矣。
复次，河东君缢死之所实在荣木楼，即旧日黄陶庵授读孙爱之处。（可参陆翼王辑黄陶庵先生集壹陸和陶诗“和饮酒二十首序”所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陈树德辑黄陶庵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所云“先生三十七岁，馆虞山”等语。）徐芳“柳夫人小传”等所谓“自取缕帛结项，死尚书侧”，则齐东野人之语，不可信也。至若俞蛟梦厂杂著齐东妄言玖“柳如是传”等所言昭文县署之事，其为妄谬，则更不足道也。
归庄集捌“祭钱牧斋先生文”云：
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某性迂才拙，心壮头童，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宴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時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蓬松。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先生素不喜道学，故居家多恣意，不满于舆论，而尤取怨于同宗。小子之初拜夫灵筵也，颇闻将废匍匐之谊，而有意于兴戎。哀孝子之在疚，方丧事之纵纵。虽报施之常，人情所同。顾大不伐丧，春秋之义。虐茕独者，箕子所恫？闻其人固高明之士，必能怵于名义，而涣然冰释，逝者亦可自慰于幽宫。虞山崔崔，尚湖沨沨，去先生之恒干，飚举于云中。哀文章之沦丧，孰能继其高踪？悲小子之失师，将遂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