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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附有陈洙按语云：
直浙即江南浙江，盖江南为明之直隶省，是时肯堂已先一年殉国舟山，桂王尚未之知，故敕中又及督辅肯堂字样。
同书永历八年即顺治十一年甲午条“永历遣官赍敕谕先生及张元畅”下附敕曰：
皇帝敕谕佥宪臣徐孚远、枢司臣张元畅，朕跸安龙垂及三载，每念我二三忠义戮力远疆，艰危备历，不禁寝食为废。尔佥宪臣孚远履贞抗节，历久不渝。近复深入虏窟，多方联络，苦心大力，鉴在朕心。尔枢司臣张元畅，不惮险远，间关入觐，去春衔命东归，百罹并涉，卒能宣德达情，史将使命。用是特部议予孚远赞理直浙恢剿军务，兼理粮饷关防。予元畅直浙督师军前监军饷关防，俾尔疏通远近，以便奏报。方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以需简任。尚其勉旃，慰朕属望。钦哉！特敕。
据上引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敕文“招徕慕义伪师，间其心腹”之语，复检清史列传捌拾马逢知传云：“〔顺治七年〕十一月土贼何兆隆啸聚山林，处联海贼，为进宝擒获。随于贼营得伪疏稿，谓进宝与兆隆通往来，疏请明鲁王颁给敕印。又得伪示，称进宝已从鲁王。进宝以遭谤无因，白之督臣陈锦，以明心迹。锦疏奏闻。得旨：设诈离间，狡贼常情。马进宝安心供职，不必惊惧。”此事虽在前二年，且颁敕印者为鲁王而非桂王，然情状实相类似，可以互证。故招徕慕义伪师之责，如牧斋声望年辈及曾迎降清兵者最足胜任，况牧斋复经瞿稼轩之荐举从事此种工作乎？又据此敕文“尔与枢司臣徐致远等潜联内地，不避艰危，用间伐谋，颇有成绪”等语，则知武静早已游说伪帅反清复明，稍有成绪矣。其称之为“枢司臣”者，正如顾亭林，鲁王曾授以兵部司务事，后唐王复以职方郞召之例。（见清史稿肆捌柒儒林传贰顾炎武传。）但顾亭林诗笺注前附清国史馆旧传，改“鲁王”及“唐王”为“福王”，盖有所避忌也。此种低级官衔，大抵加诸年辈资格较浅之人，武静亭林既其证也。
又关于顾亭林受南明诸主官秩事，更牵及汪琬与归庄争论“布衣”问题，如尧峰文钞叁叁“与归元恭书”第贰通云：
人主尚不能监谤，足下区区一布衣，岂能尽钳士大夫之口哉？
同书同卷“与周汉绍书”略云：
仆再托致元恭手札，力辨改窜震川集非是。彼概置不答，而辄谰词诟詈。又闻指摘最后札中“布衣”二字，谓仆简傲而轻彼。于是诉诸同人，播诸京师士大夫之口，则元恭亦甚陋矣。仆不审元恭所诉何词，士大夫何故一口附和也。由仆言之，布衣之称不为不尊，不为不重，不为不褒且誉也。仆原书俱在，上文借引人主，下文用布衣比拟，正与庄荀文义略同。以此缪相推奉，使元恭或跼蹐忸怩而不敢当，斯则宜矣。而顾谓简傲，彼虽甚陋，岂奔走干谒之暇全未寓目诸书乎？记有之，学然后知不足，彼之所以炰烋诟詈至于再四，而莫止者，夫孰非不学之故欤？窃愿元恭少留意于学也。抑仆又妄加揣测，得毋元恭间从宦游，亦既授有官秩，而仆忽忘之欤？则仆生稍晚，自世祖章皇帝以来即从事本朝，为郞官为小吏于京师，是故只知本朝官秩而已，若元恭所历实不能知也。以此罪仆简傲，又奚逭焉？元恭义游甚广，其声焰气势皆足杀仆，不得不自白于足下，幸足下代为雪之。
归庄集伍“再答汪苕文”略云：
二月八日布衣归某顿首苕文民部先生执事。自正月二十一日连得二书，甚怪！执事第二书谓仆斥之为戆，为杜撰，为取笑，且谓仆以区区一布衣，欲钳士大夫之口，而咆哮抵触。戆字，仆书初未尝有，而横诬之。若杜撰，取笑，则诚不能讳。昔王文恪公〔鏊〕罢相归里门，〔陆〕贞山先生〔粲〕尚为诸生，相与质难文义，宛如平交。文恪心折于陆，每注简端云：得之子余。前辈之忘势，而虚怀若此。今执事不过一郞官耳，遂轻仆为区区一布衣，稍有辨难，便以为咆哮抵触。人之度量相越，乃至于此。执事每言作文无他妙诀，惟有翻案。夫翻案者，如人在可否之间，事涉是非之介，不妨任人发论。然昔人尚有以好奇害理为戒，今执事乃故宽肆意删改之罪，而锻炼苦心订正之人，此不得谓之翻案，乃是拂人之性耳。仆前书气和而辞逊，执事顾谓其咆哮抵触，今则诚不能无抵触矣。盖欲执事知区区布衣亦有不可犯者，毋遂目中无人，而概凌轹之也。
夫玄恭与亭林同时起兵抗清，鲁王既授亭林以职，则玄恭亦必有类似之敕命。（可参小腆纪传伍叁儒林壹顾炎武传及同书伍捌归庄传。）钝翁应知恒轩曾受明之虚衔，故挟此以要胁恫吓，其用心狠毒，玄恭发怒即由于此。至与周汉绍书，自“抑仆又妄加揣摩”至“实不能知也”一段，汉奸口吻咄咄逼人，颜甲千重，可谓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特标出之，以告读恒轩尧峰之集者。
又永历六年敕“用敕国姓成功提师北上，进规直浙”及永历八年敕“漳国勋臣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等语，足证牧斋诸人之谋接应延平，亦实奉永历之命而为之，非复明诸人之私自举动也。永历六年敕“务期荡平羶秽，密奏收京，俾朕旋轸旧都，展谒陵庙”等语，足证牧斋之频繁往来南京，甚至除夕不还家渡岁，河东君亦能原谅之者，盖牧斋奉有特别使命之故也。
抑更有可笑者，永历六年敕为“特敕永字一万一千十三号”，以区区之小朝廷，其官书之繁多如此，唯见空文，难睹实效，焉得不终归覆灭哉？
复次，牧斋诗中有略须释证者。“长离仍夭矫，二远并翱翔”一联指徐氏兄弟三人。“长离”谓闇公仲弟圣期。徐闇公先生年谱万历二十九年辛丑条云：“四月弟圣期凤采生。”同书永历十一年即顺治十四年丁酉条云：“七月先生弟凤采卒。”牧斋称凤采为“长离”者，盖汉书伍柒下司马相如传“大人赋”云：“前长离而后矞皇。”（原注：“师古曰，长离灵鸟也。”）及旧题伊世珍撰瑯嬛记云：“南方有比翼鸟，（寅恪案：佩文韵府“八霁”所引，“鸟”作“凤”。）飞止饮啄，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观讳。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者也。此鸟能通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牧斋赋此诗在顺治十三年丙甲九月，是时圣期尚健在。但钓璜堂存稿徐闇公先生年谱附录王沄“东海先生传”略云：“东海先生姓徐氏，名孚远，字闇公，华亭人。父太学公尔遂，生三子，长即先生，仲凤采，少致远。先生出亡时，湖海风涛，家门岌岌不自保，仲弟遂以忧卒。少弟为世所指名，几濒于危，奔走急难，倾身下士，由是家门得全。家益中落，劳瘁失志，亦以忧卒。”然则圣期与武静兄弟二人，谨慎豪侠各有不同。（可参钓璜堂存稿拾“武静弟”及同书壹壹“闻圣期二弟没，赋哀”六首之二及五等诗。）武静当日寿筵，牧斋及其他宾客皆反清复明好事之人，以意揣之，圣期未必与此辈往还，其弟生日时或竟不预坐，亦未可知。唯牧斋寿武静诗，历叙徐氏家门之盛，兼怀闇公，自不能不言及圣期耳。
牧斋诗自“丧乱嗟桑梓”至“低归对夕阳”一段，指徐氏第宅为清兵占据毁坏之凄凉状况。云间地宅志所记徐阶徐陟兄弟及其子孙之屋舍甚多，恐牧斋诗中所述乃指徐阶赐第即王氏书中略云：“南门内新桥河西，仙鹤馆西徐文贞公阶赐第，有章赐世经二堂，门有额曰：三赐存问。”同也。其他徐氏第宅，或以较为狭小，不足供驻兵之用，遂幸得保存，如武静之高会堂即是其一。莼乡赘笔上“议裁提督”条云：“吾松郡制吴淞总兵一员驻防，其余沿海如金山卫川沙等处各设参戎，形勢联络，海滨有警，一呼俱应，最为得策。自国朝虑海氛飘忽，专设提督坐镇府城。去海百余里，分防诸弁往来请命，缓急不能即赴，贼往往乘隙扬帆突入，屡遭劫掠，逮遣兵而已无及矣。况提镇衔尊势重，坐享荣华，糜兵耗饷，有害无益，兼之兵民杂处，尤属不安，百姓房屋，半成营伍。洪内院承畴议撤提督，以总兵驻吴淞。科臣亦有筹及此者，何时得复旧制，使郡中士庶复睹升平之象耶？”足知当日提督驻在松江府城，其部下侵占及毁坏民间房屋之情形。故阆石所记，亦可视为牧斋诗此段之注脚也。
牧斋诗“重来履道里，旋忆善和坊”，上句指武静之高会堂，下句指文贞赐第。“履道里”用白香山典故，固不待言。“善和坊”出柳子厚“与许孟容书”。牧斋意谓高会堂幸存，而赐第被占也。里坊两字可以通用，况上句既用“里”字，下句不当重复。且“坊”字为此诗之韵脚，不能更用他字。遵王注“善和坊”，并列云溪友议及柳文两句出处，而不加择别，盖范书作“善和坊”柳文作“善和里”之故。殊不知范书所言乃是扬州之倡肆，岂可以目宰相之赐第耶？读遵王注至此，真可令人喷饭也。
“铙歌喧枉渚，鼓吹溢余皇”一联，下注云：“于时有受降之役。……顺治十三年丙申七月戊申（初二日），官军败明桂王将龙韬于广西，斩之。庚戌（初四日），郑成功将黄梧等以海澄来降。八月壬辰（十七日），封黄梧为海澄公。“然则此联上句指龙韬之败死，下句指黄梧之降清。牧斋所谓“于时有受降之役”即指海澄氏而言。黄氏之降关系明清之兴亡者甚大，故牧斋自注特标出之。清廷发表两事在七月及八月，牧斋得闻知当在八九月，距赋此诗时甚近也。或更谓清史稿伍世祖本纪贰载：“〔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