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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是白皮书出来的那时候，工宣队来找我回上海，一路上什么也不对我说，把我吓得半死，我以为我又有什么罪过查出来，要斗我了呢。后来是让我回学校去把《俄汉大词典》最后审完，好出版。那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开始的工作，现在重新起动了。
所以我只去了很短的干校，就回上海，做本职工作了。这一点是比较幸运的，也让留在那里的人最羡慕。凤阳那地方实在是太苦了。
我的工作是看词典，说起来比翻译白皮书要好，除了词典里的例句有时会有什么政治性错误的可能以外，还是很安全。那时候做什么事，都如履薄冰，让人扣了什么帽子，不得了的事。他们翻译就危险了，那可是白纸黑字，你自己写下来的，他们那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觉得是不好过。
要说那时候是在做自己的事业，没错。可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抱负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吧。后来我去参加《列宁全集》的修定工作，一生就是这些了，而我从来喜欢的，其实是翻译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我做了四十年，全是业余时间。
李天钢：上海史专家
我是十四岁左右时读到这批书的，哎哟好看好看。
那时候有一部分书是我家楼上的邻居从他工作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借给我的时候总是叮嘱我一声，不要到外面去乱说，因为那些书总不算是当时提倡的书，有一点点地下色彩的，就是说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父亲从他工作的纺织科学院的资料室里借回来的，当时好像这些书单位可以到书店的内部供应点去买。我父亲给我看这些书是觉得那时候男孩子看了书，可以不到外面去交坏朋友，拿书来把我关在家里。
当时我曾经很希望自己将来是打篮球的，我是中学的篮球队长。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书比我同时陆续借到的古典外国文学作品要好看，因为那些书里有许多贴近我们生活的地方，而中国的小说里从来不会像《落角》那样写我们的青年，还有腐败阶层的产生，那时我在中学的学哲学小组里天天学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看到《人世间》里那贪污又读职的经理，我也想，难怪要说他们是修正主义。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过《多雪的冬天》、《人世间》，那里面的惆怅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而古典作品则离开我们的生活太远了。我以为白皮书比屠格涅夫要好看。
我知道出版这些书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也许也是为了〃四人帮〃巩固自己地位以及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用的吧。当时在上海出了一大批白皮书类的书，我觉得不光是为了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用的，他用不了这么多。
后来我还看过美国的《爱情故事》，那是我看了杰克·伦敦以后第一次接触到美国现代作品。听说那是因为尼克松推荐这部小说，中国要和美国建交了，也翻译出来看看。我还记得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情形，那时学校都放了假，告诫学生都呆在家里不要出门。而我正好在学校打球，就回不去了。在学校里，看到车队经过，许多黑色的小轿车，无声地飞快地开过窗子前。
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白皮书里的历史书。我看了《朱可大元帅回忆录》。我非常激动，那种对元帅的英雄主义的记录，战争，个人生活，我觉得这部书直接影响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和好感。从此我喜欢看历史书。
我父母都是科学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我父亲在七四年去世，他对我的遗愿，是希望我将来有可能的话，就做工科的事。可是一到〃四人帮〃粉碎，可以考大学，我选择的即是复旦的历史系。
现在我做上海史的〃文化大革命〃阶段的研究，我以为白皮书对上海七十年代的读书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读书和思想都没有完全被阻断，包括那时被写作组用的翻译家和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他们至少是没有完全与自己从前的专业隔离，到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而不需要恢复。
我是感谢白皮书的。
张献：剧作家
我是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看到白皮书的，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工作了，管着厂里的图书馆和广播站。新华书店每个月来单子，在上面画勾，然后就可以去买。我对当时的历史书最有兴趣，看到《欧洲简史》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如痴如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可以把历史说得这么精彩的书，我大概看了有七、八遍，可以背了。还有美国的三本《世界史》。
我的童年有一段很长的被孩子孤立的经历，有几年，我只能在家里，出不了门。生活很迷惘，对生活也很不满。在看《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就觉得亲切。在那时我记得自己的感觉是看到了精致和有智力的说法，可以这样来谈论人的生活和精神。看到了对这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聪明的见解，那使我对修正主义刮目相看，觉得修正主义是聪明人。当时我还有些不解，这些书看起来有点异端的，怎么会流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没有被清洗出去呢？
其实我觉得那些书让我们思考的是共产主义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要向何处去，这样的政治化的问题，所以后来对它的兴趣就不大了。记得那些书当时许多青年都看过，后来我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非常热衷讨论青年问题，有人在讨论中会大吼一声：〃你们到底要什么？〃
现在仍旧留下好的印象的，只是当时对青年的灰涩情绪的描写。
我的对译文的亲切感在白皮书时代的初期就形成了，不光是白皮书的影响，那些书的文字真的不错，是我当时能看到的最好的文字。当时还有一张报纸对我文字的影响力很大，就是《参考消息》。每天我爸爸下班把报纸带回来，所以他回家以后，我总很着急去翻他的包，找《参考消息》看。我的中文是从那上面学来的。还有《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的文字基础，而到了可以看到加缪和卡夫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找到了影响自己的文学，那是在十年以后了。
我天生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不喜欢《红楼梦》，我不知道拿起来多少次，可看不完，我总想要把它留到老了再看。实际上也不喜欢外国古典文学，不能忍受莎士比亚的那种造作，对中国传统的隔膜，我不知道是不是与童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险恶环境有关系，总是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在什么地方与自己的精神需求不相宜。对的，就是不相宜，合不拢。
回想起来，对我的情感成长影响最大的，在那个时代，是《斯巴达克斯》，而白皮书是影响了我精神上的成熟。
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东西真的是如饥似渴的。不光是书，还有音乐。我在广播站工作，能够找到旧唱片来听，真的是不得了的大事。提前约好了人，然后拉好窗帘，关上所有的门窗，屏息听夏威夷吉他。对性的体验很奇怪，是在那吉他声里体会到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许多人回想起来也是一样，是那柔软的吉他声带来的。对我来说，还有绘画，那时我学了绘画，看到建筑学的书也会如获至宝，因为那里面总会有一些图片，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精致优美的东西，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并没有少读书，只是不那么方便而已，可还是非常饥渴，每一次找到了什么，都很激动，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件。
草婴：翻译家
那是七一年的时候，我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成为大牛鬼蛇神，被关了起来，我的妻子也被关起来了，家没有了，书全部被抄走了，我的小女儿那时不到十岁，一度一个人生活。后来就是我的胃大出血，动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差一点死了。等我的病好一点以后，就去了奉贤干校。我种菜。住集体宿舍，是草棚棚。
我没有参加《多雪的冬天》的翻译，参加了后面的书的翻译，那时大概因为我在上海编译所的时候是学习组长，所以翻译连的时候，我也做了大家的小头头，所谓最终通稿。
当时是上海图书馆308房间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小组，都是〃四人帮〃信得过的人，懂外文，他们可以去看外报外刊和最新的外文书目，由他们选择了翻译什么样的书，当时主要是俄文的，然后送到干校来，让翻译连翻译。所谓翻译连，是十五个人，从大田劳动中抽出来的，做翻译工作的，来翻译。我们这些人，不能看那种外报外刊，只能是叫做什么做什么。当时没有地方翻译，因为干校连大点的房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是在集体浴室里工作的，那里最大了。
三个人一组，一共五组。将一本书拆开来，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讲故事，用这样可笑的办法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然后分头开始。然后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通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通稿。一旦完成，马上送走。干校里连字典都没有，工宣队的人逼我们要在二十天里交四十万字的翻译稿出来，他根本不懂，瞎指挥，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呢。后来的《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工作很繁重，精神很不愉快。其实在那时我真的愿意回去种菜的，那样精神上没有那么紧张。不管怎么说，这还是脑力劳动。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修万里长城的奴隶，不是我们要做，不是做我们想要做的，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那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不因为自己翻译了它们而觉得自豪，它们浪费了我的生命，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那些书的出版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轮不到我们来说、来想，你说，这怎么可能让一个搞翻译的人接受？从前我翻译肖洛霍夫，就是吃了那么大的苦，我没有后悔过，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