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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吃饭吧。”
“还早呢。”
“那么先喝点什么。”我们走到电梯口，他伸手按了电钮。
“不了。我们回北京再见也行。晚上我说了要回家吃饭的。”我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和他一起吃饭，我没有准备。
“那给我你的电话。”
我拿了张名片给他。我们进了电梯，他还在看，说：“变化真大。小记者变大主编了。”
“那回北京我请你吃饭。你电话没变吧。”
“没有。丢了一次手机，但是号码没变。”
“一样。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把OICQ的密码忘记了。”我又开始撒谎了。草稿都不用打。
“怪不得。不见了。蒸发了一样。”
“别夸张了，就是忘记密码了。”
我们在酒店门口分手，两个方向，叫了两辆出租车。车上我总是在想那个服务生说的话。
五天以后，我不得不回北京。新的一期杂志要开始做了。好多事情在放假之后汹涌而来，似乎假期是一种笑里藏刀的报复，给人们一点甜头，然后变本加厉。我接了主编的电话之后，突然留恋得不想走。我陪妈妈做饭、给外婆擦身、陪爸爸看股票……甚至都不怎么出门。
妈妈送我到机场。她不知道怎么就哭了。
我是上了飞机才觉得难过起来。回想一遍，心里莫名的有种惶恐不安。
《二十五岁》第五章3
电脑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犹如心跳。我一个字儿也打不出来。电话线已经从MODEM身上拔下了，为了阻止自己轻易上网。上网突然又变成了一种指向，直指一个人的存在，一个ID的存在。可是我的手上有将近5000字的采访稿子要完成。采访机在我和电脑之间，哑哑地看着我，不敢出声。整理录音，本来是可以交给编辑助理做的事情。可是我把它揽下来，为的是让这个夜晚必须有所成就，工作是强心剂，它是烈性的安眠药，让情感压抑在体内，我看得到它的形状，匍匐在血管中、皮肤下的密集状态，可是药性发挥的时候，它们只能匍匐着，假寐。
空坐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晚上十点半，我拉开红色的窗帘。城市的地下，真的有岩浆吗？那种红色的、奔涌的、无限炽热的血液，真的存在吗？北京是灰色的，又是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根本不用去关心“污染指数”之类的数字，因为它们从来不给人们以信心。远处高楼上的红色顶灯微弱地闪着，也许和我的光标同步，遥远地迎合着雾气沼沼中的寂寥。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有一些事情正在途中，以前，我逃开了，关起门，插上锁，等了两年，以为它已经走过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谁能料想，那些躲避不及的东西竟然悄悄地蹭上门来，阻截在门口，就等着你无可奈何地终于打开门，和它撞个满怀。
回北京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遥远的时空里，有什么正在朝我走，一步一步，胸有成竹。
熬了一个晚上，才把这个稿子完成了。三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来。
我就是这时听到了外婆的噩耗。像远处传来的高频歌声，飘渺而清亮。我闭着眼睛，心里哀痛着生命，岁月流逝，世事无常。一个月之前的相聚，原来就是注定的。最后的相聚。命运有时还是很善良的。
我把自己闷在被子里哭，所有的哀怨都有了理由，找到了出口，顺流而下。对于命运，突然有种想投降的意愿。
信仰中，有天使来引渡亡者升入天堂。没有信仰的人，死后去了哪里呢？有没有天使收起翅膀，无视着迷茫。那些守护天使，白色的翅膀，还是黑色？
我陷入旋涡一样的想法，从外婆到斯璇，从小姨到外公，他们旋转着围绕我，每一张脸都转瞬即逝，他们说，向上看，向上看……他们越转越快，越来越虚，我手捂着双耳，突然又用手蒙住了双眼，我看到了光，从上面倾泻而下，圆环的光芒，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禁止了我所有的动向。
那是一个梦。和所有电话一样，我在与人交谈之后又昏昏睡去，然而那不是一般的睡眠，是下意识的思考。并且总在醒来的时候，指责自己。
我开始疯狂地行动。整理行李，打电话到公司，上网发稿子，洗澡更衣，冲出红色光影的房间，冲进浑浊的大街……我在首都机场飞奔，订到了最近的一个航班……
妈妈爸爸都很平静。他们说，医生早就预见到了，没有意外。
死亡不是意外。
可是我忍不住地流眼泪。外婆似乎在死亡的时刻丢弃了沉重、丢弃了水分，那是一个极其短小、极其干涩的尸体。嘴唇微微开启，闭不拢的黑洞，再也没有了笑。
妈妈来扶我，她说，真的没有什么痛苦，她的病本应更难受的，她却一直很平静。
我们送走了外婆。追悼会非常简单，妈妈致的悼词，她说，我妈妈的一生都是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女人，她从来没有奢求什么，而我们尽了全力，让她幸福地终老。
小姨还是没有来。
外婆和外公合葬在墓地里。老人们的去世，让人不得不感到时间的无情。
这稀释了我对斯璇的想念。所以我任性地去想关于外婆的一切。我给她写悼文，一篇一篇的散文，我在A4的白纸上写，放弃电脑。
《二十五岁》第五章4（1）
千禧年就是这么开始了。人们逐渐忘记了2000这个数字带来的欣喜。改版之后，杂志社公开招聘，否则我就会被活活累死，而杂志却不一定有起色。
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约好的第四个应聘者。我的窗外，有一些鸟飞过，刚来北京的时候，问过别人，这是什么鸟？他们都哈哈大笑，嘲笑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喜鹊。喜鹊很漂亮，在城市里的身影就像从水墨画中逃出来的，还带着墨迹和白纸的边缘。
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我们开始微笑交谈。我总是对应聘者很宽容，想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我对主编说，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现在，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圆润而光滑，每一个动作都是细巧的。她把一个帆布背包叠好，放在膝盖上，像一个乖学生。不知道哪里看来的一句话，说有些人的脸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却不是。比如这个女孩子，就是易于理解的，牛奶一样单纯的孩子。
我翻看她的简历，她是来应聘美编的。我问她有没有经验，她说没有，还没有毕业呢。
“看过我们杂志吗？”
“没有。”
我抬头看看她。她扁嘴的动作像某些动画片里的小动物，软绵绵的。
“没有看过，你怎么有把握来应聘呢？”
“我是受别人的鼓动才来的。他说，找工作的时候不要逞强说自己什么都行。”
“他还说什么了呀？”
“还说……给别人一张白纸的感觉，往往更好。”
我恍然大悟的样子，做给她看。
“那你是一张白纸吗？”
“我……我说了不算。”
我笑了。我看了她带来的作品。她把它们整齐地叠放在一个透明文件夹里，自己拿着，给我一张，我看完她又拿回去，按照顺序放好。我说，我非常愿意向现有的美编推荐她的。她说谢谢，说得很孩子气。
她走了以后，我发了一会儿呆。没事儿了。可以走了。
就在我慢吞吞地拿包、穿外套的时候，电话响起来。斯璇说你好，我也说你好。条件反射。然后的感触才不声不响地一丝一丝从心的角落里渗出来。仅仅一年多的故意隔离，我何以练就了这种自控的本领呢？天性如此吧。
他接着问：“小姑娘还行吧。”
“谁？”
“甄蔷。”
“哦。那个小姑娘。怎么……不会是你推荐她来的吧。”
“为什么不会？”
“没什么。”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哦。”
“她已经走了吗？”
“是的。”
“好。那就好。”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情不能说话吗？”
“我正好打算走。”
“那就留会儿。”
“不行的。”
“有事情？”
“没有事情。不想待在办公室里。”
“那好。走吧。”他就挂了。
无情无义，还走后门，还是那么娇小可爱的女孩子。我也挂了电话，生气了。
我把门锁上，走出去等电梯。电梯还在十几层楼，每一层都停，我索性去走楼梯了。
一共下6层而已。我闷着头往下走，根本不看墙壁上的数字。一直走到地下一层，听到车子启动的声音，一推门，竟然走过了，已经到了地下车库。我第一次来车库，看到的第一眼，觉得很喜欢。灰的色调，地上刷着红色的漆线，顶上裸露着黑色的管道，空旷的场地里，车子寥寥无几。我推开门，信步走进去，好奇地东张西望。与其说是好奇，真不如说是轻松。那里还有一丁点儿的神秘莫测，将近走到尽头，却还是我一个人。
突然有一辆车子发动起来，声音在这个地下的空间里膨胀开，撞在墙壁上又反弹回来。
车灯亮了。我回头去看，那是最里面的一辆车子，唰地启动，划了一个弧线，正行驶到我走的这条主线上。我慌忙往旁边让。可是车子一个急刹车，停在我的前头。我不敢往前走了。直至空气停止了振动，我和车子之间的沉默还没有被打破。
突然，有人笑起来。车门喀哒一声，在我面前开了。
斯璇露出了头，他朝我招手。
我上了车。觉得生气更有理由了。这是恶作剧。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我还想问你呢！你开车吗？”
我摇头。
“那为什么来车库？”他发动了车子，缓缓地向出口处开去。
“我走下楼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