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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说是胡适关于文学与文章的最初的主张。
一九五九年，胡适已六十八岁，眼见就是古稀之龄了。五月十六日这天，有台湾大学的六名侨生代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来拜访胡适，这些学生组织了一个海洋诗社，还带来了他们的刊物《海洋诗刊》。交谈中，胡适说：
“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们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适和胡颂平聊天时说起，过去有一位朋友请他吃饭，这位朋友的儿子写了一些诗，说是新诗吧，又带些旧诗的样子，已排印好，预备出版了。主人夫妇对他们的儿子很夸奖，要他看一看。他看了之后，发现这孩子写的诗，全是不通的。他在他们家里，他们又预备了很好的饭菜请他，怎么说好呢？这让胡适很犯愁。只好说，这是孩子的老师不好，不肯好好地指点孩子的错误。又对主人夫妇说了下面一段话：
“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够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
这两件事，都记在胡颂平整理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将近三十年后六十八九岁的人，和三十年前三十八九岁时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不光对写作，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上，也是这样。胡适晚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演讲，提到律诗和京剧，斥为下流。座中喜欢律诗和京剧的人听了大为惊愕，事后梁实秋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确也是的，无论是对文学艺术，还是对社会政治，胡适的许多观点，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有浅的一面，也有执著的一面，常人是难以做到的。
胡适平日谈论他人的诗文，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最爱用的一个术语是“通”字。仍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的事情为例。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对胡颂平说：“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胡适看过《张荫麟集》，上面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其中一条是：张荫麟说他的译文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对书中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无论如何是不通的。”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颂平抄录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后，胡适说：“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
以上是胡适本人的看法，再看别人对他的文章是怎么看的。温源宁的《一知半解》书中有篇《胡适博士》，谈到胡适的文笔时是这样说的：
胡适的文风（2）
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受到应得的赞赏，正是文如其人。我们一想到赫克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可以依据物质、力和遗传的习性来说明的简单的宇宙机构，一下子在我们心目中出现了。我们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人类一下子成了一种容易理解的很简单的动物。我们一想到约翰·司图阿特·米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思想过程要靠三段论法和命题来形成。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值得赞赏，他的信条清清爽爽，更值得赞赏，这跟赫克尔、赫胥黎和米尔不是有些关系么。（《追忆胡适》第103—104页）
胡适去世后，陶希圣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谈到了胡适写作的特点，是连带思想一起说的：
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他无论什么场合，一片谈话，一篇演讲，轻松时有意义，有兴致；严重时也有立场，有风骨。昨天中央日报社有这样的话，“胡先生在学术上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亦不沿门托钵”。我以为是恰当的。今天要评判胡适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学和哲学大师，说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滥的标榜，或是笼统的攻击，尤其是歪曲的附会。（《追忆胡适》第119—120页）
梁实秋在写文章上是很自负的，独独对胡适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来，能用那样轻松的白话文，把道理说得那样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说并世没有第二人。
这样看来，清楚，明白，通畅，可说是胡适文章的显著特点。确也是的，读胡适的文章，给你的感觉是，没有说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没有表达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没有的。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容易，实际是很难的，没有扎实的知识，没有清晰的思想，没有对自己的自信心，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心，是写不出来的。当然，也不必讳言，胡适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对两人的文章做过比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处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艺术方面。”
还是看看胡适的文章吧。《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胡适的一篇名作，发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钊等人的质疑，后世受到的非议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写的，属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
一开头先说，不久前他在《每周评论》里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在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这些话，引用的是《每周评论》上的原文。
接下来说，他的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的几家安福部（一个亲日的政治派别，也叫安福系）的报纸上，还有日文的《新支那报》上，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他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可分三层说，便是：
第一，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办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页）
他的看法提出来了，怎样论证呢，这就看出胡适思想的清楚了。他说，这三条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这样一来，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都可用这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