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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周作人是个平和的人，平日为文，雍容有度，偶尔来点小幽默，也很少伤及对方的情面。像这样火气冲天，尖刻狠毒的文字，在周氏的文集中，可说是仅有的一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说现在的女学生都是娼妓，暗示陈西滢说过这样的话，身为大学教授，说这样的话还叫人吗！
是什么使周作人这样恼羞成怒呢，对世事的愤慨么？几个月前北洋政府教育当局迫害学生，他也没发这么大的火。是忌恨这班留学西洋的同行么？以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彼此的年龄（他四十一岁，陈三十岁），似乎也犯不着。再就是，他和陈西滢两人，虽在女师大风潮中处于对立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此前一直相处的不错，互有借重，也还融洽。如此怒目相向，重拳出击，从人之常情上说，就有些乖张了。不管陈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周在这里说出来，都让人有卑劣乃至下流的感觉。
话又说回来，既然这样说了，总有他非说不可的道理。
会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触到了周作人的痛处？
陈西滢的文章专谈法郎士，没有说别的，那就得在徐志摩的文章里找了。果然有。且看这几句：
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
周作人首先发难（3）
这段话，好多人看了不会明白，以为不过是为了将文章做足，涉笔成趣，加以渲染，才来了这么两句嗲里嗲气的话。不是这么回事。这些话都是确有所指的，极有可能确有其事。一是，去年的女师大风潮中，真的发生过学生焚烧章士钊公馆，并使图书受到损失的事。这样，“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就不能当作是玩笑话了。二是，这些日子，陈西滢的身边，确有这么一位阿妹。这便是燕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正与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热恋着的凌叔华。徐和两人都是好朋友。凌和陈说这样的话，陈会告诉徐，或许就是当着徐的面说的。热恋中的情人，阿哥阿妹的叫叫不是什么稀罕事。
症结就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
事件正在进行中，该说话的人反而不便说什么，只能一任事件发展下去。
陈西滢紧追不舍（1）
陈西滢也不会想到事情出在徐志摩的这段话上，只当是周作人对他有多大成见似的，便写信给周作人，要个说法。信是一月二十日写的，全信如下：
岂明先生：先生今天在晨副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何以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因此，我虽然配不上称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余的读者一样，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们的文章里常有“放冷箭”，“卑劣”一类的口头禅，大约在这种地方总可以应用了吧？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话：（１）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位人里面？（２）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谁扬言了来？陈源，一月二十日。
周作人是个很自负的人，此时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丢人败兴的只会是陈西滢这个黄口小儿。第二天就写了回信。
通伯先生：来示敬悉，承问两项，奉答如左。
㈠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这第一项我答得如此含胡，因为㈡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人的名字，必须要得那位中间的见证的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俟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至于捏造先生的事实，则吾岂敢。一月二十一日，周作人。
意思是只要一问清了，就有你的好看。当天或是第二天，他便跟中间见证的那个人见了面，订正一番。见证的人叫张凤举，也是北大的教授。要么是张凤举说的情况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这话不是陈所说，而是陈转述之类，要么是张凤举和陈西滢的关系也不错，不愿做这种证人，反正是周作人觉得自己是孟浪了些。二十二日又给陈西滢写了一信：
通伯先生：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
大概意识到，这样的回答陈西滢绝不会善罢甘休，不如预作逃循之计，便将此事写了篇小文章，叫《陈源先生的来信》，在他们的同仁刊物《语丝》发表。二月一日刊出。先说，前些天见《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先生的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夸奖陈西滢先生的态度神似法郎士，他不免有点怀疑，觉得不很像，便另写了一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因为牵涉着徐先生，所以在发表之前先寄给一看，却被徐“绑住”了，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了。这倒也没有什么要紧，他反正是预备发表的，到了第二天便接到陈西滢先生这样一封信。接下来引用了陈信的全文。然后又说，他当初听人家传说过叫局的话，都是绅士与学者，现经陈先生来查问，他便再去调查，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一个A君，我们间接从B君听来的，但B君现在往欧洲去了，无从再去问他。一个X君，C君听D君转述他的话，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说已经记不起了。A君与陈源先生是别一个人，X君的姓名虽然忘记，惟据C君说也不是陈先生。所以我就于二十二日写一封信给陈先生，告诉他在所说的两个人里面查得并没有他。至于他别的话我觉得无反唇相稽之必要。
这种小把戏怎么可能蒙混过关呢。
陈西滢很快查明这话是张凤举传给周作人的，或者干脆就是他想起了那天说这话时，在场的只有张凤举跟周作人要好，肯定是张传过去的。不管怎样，现在留下的文字是，在接到周作人信的同一天，陈西滢给张凤举写了封信。
先说了周作人屡次骂他说过那句话，今天来了封信，虽说不是指他，但那口气分明还是指他，且无任何道歉的表示。不过是不愿连累见证人罢了。他想起来了，女学生可以叫局这句话，他是听过的，不光听过，还听过两次。一次A君说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现在不用提。再一次是B君说的，在西山卧佛寺，在场的有先生和丁西林，还有他。这样要是周作人先生没有捏造，那么周所指的想来是这一次了，既是这样，张先生你当然是所说的见证人了。接下来说那天谈话的情景和他的看法：
B君说起了这话，我说我也听A君说过，不过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B君说他的朋友亲自看见的，某饭店就可以代叫。我说，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学生的名字罢了。大家讨论一会之后，我说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饭店叫一个来，让我们考她一考，证明她是女学生，我总不能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意见，先生记得吧？
总之，这一晚我们都是立于怀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并没有怎样的肯定。至少，他说的不过是“有些女学生可以”，断不是“女学生都可以”。他也不过对两三位朋友在闲谈时偶然说起，并没有“扬言于众”。要是偶然说起就是“扬言于众”，那么先生转述这话给周先生时——姑且假定这话是先生转述给周先生的——先生也是“扬言于众”了。据我所知道，“扬言于众”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先生自己，他一次两次三次的在报纸上宣传着；说“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也只有一个人，那也就是周先生自己，有《晨报副刊》为证。并且B君与“新文化新文学”丝毫无涉，周先生自己倒又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
陈西滢紧追不舍（2）
张凤举接到信之后，知道事情闹大了，他跟这两个人的关系都不错，谁也不愿得罪，只好马上过陈西滢这边一趟，推心置腹地跟陈谈了一通。回信，还是要写的，不写陈西滢这边不会答应。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回一封短信：
我们昨天的谈话我已经告诉周岂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来想去，我别无他话可说，要说的全对你说了。不过我要向你道歉，因为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与别人绝不相干。你的原信送还，请检收。张凤举，二六，一，二五。
现在轮到陈西滢反击了。他将自己给张凤举的信，和张凤举的回信，一并差人送给周作人。并且说，昨天张凤举来的时候，带来了你给他的第二封信，说你起先相信这话是我陈西滢说的，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张凤举也不承认他说过有什么人“扬言于众”，或是什么人说“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我当时就要写信给你，张凤举劝我等两天，他愿意把这意思转达给你，我也答应了。现在他的回信既然没有提起先生的答复，想来他是失败了。所以我不得不写这封信，再对先生进一忠告。主要有这么几句：
先生因为不高兴我，就相信而且就竭力的传布无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