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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又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一个教育部的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那么，鲁迅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是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3页）
根据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
鲁迅后来是“转变”了，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
其实，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只能说是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运动阵营闹翻了。可以这样说，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3）
这一点，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发觉，美国学者J。B。格里德几乎是轻易地就看出来了。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他说：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学校里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的人数肯定比教师多，那就得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
学生最关心的是读书。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还有社会其他界别的学者。
于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报副刊》上，便有了这样的广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 本刊之二大征求
Δ青年爱读书十部 Δ青年必读书十部
说明：
㈠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写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士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内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㈡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次征答，也是为了让世人更准确的理解这次征答，孙伏园还有意与他人通信，在报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与他的通信。
汪震，后来成了一位修辞学家，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信中说，他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们所谓的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普通青年的划分，大约自十三岁到三十岁以前为止，这个时期都是青年。但是在中国有一点不同，他在青年会里看见的青年，有许多是嘴上长了黑漆漆的胡须，额角上露出斑白的鬓发，他们的年龄大约快到六十了。现在把这些六十岁的青年缩短成五十三岁，这青年的期间是自十三岁到五十三岁——四十年。人生六十年，青年的时期岂非占了三分之二！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经验，在这一个时期必须读的十本书，在另一个时期果然也是必须读的吗？须知，“一个人的酱油是另一个人毒药！”青年的期限弄不清，他本来是想写出自己的答案的，也不敢了。以上疑问，请你在副刊上答复吧。
孙伏园回信说：
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来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投票也并不拒绝，好在票上有年岁一项，计算时可以特别提开的。“青年必读书”，这个观念在无论那一个教员的脑筋里大概都有罢，而且或者已经时时对他们的学生说过罢，现在我就想把他们各家的意见汇集起来，使全国的青年学子知道。“必读书”与“爱读书”，在从前旧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冲突的，现在不知怎样。我所以同时征求，希望将来求得的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们一个参考。汪先生，你一面是大学研究生，一面是中学教员，就你分投两面罢。
以上可说是这场好戏的开场锣鼓。
它现在和鲁迅还没有关系，往后就有了。
还得往前推溯（1）
推溯到哪儿呢？
一九二三年春天。
这年年初，清华学校的学生胡敦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