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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以前跟母亲抗衡的感觉。他们肆意地、乐此不疲地斗嘴，成了上学路上重要的一部分。
到了校门口，他们一边争吵着一边走了进去，我却被值日生拦在门外要求记名字扣分。我涨红了脸不知所措，梦归急急忙忙倒回来从我书包里掏出那条备用的红领巾。值日生执拗地说那样不算，还是该扣分。杨络生也闻声而来，“是我们路上捉弄那家伙，扯掉他的红领巾然后偷偷藏在他书包里的，你就别……”我那时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小时候的眼泪根本不挑男女，要涌出来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地涌，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哭什么……怎么像个女人一样……难道，你真信了啊？”后来杨络生跟我说，“那都是编来骗值日生的。不然她怎么会放过你？”
那个时候，老师都喜欢这样安排座位——好坏搭配，满心希望能起到扶差的作用。于是戴梦归和杨络生这样的两个人被安排坐在了一起整整两年，而在这两年里，我正好坐在了杨络生的后面，无论小组位置如何轮番调换，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仅有的两张拼接起来的小书桌上展开各种斗争。
今天我突然发现戴梦归把她的桌子往后拖离了原处大概半米左右远，正好在我旁边那角落上。她于是突然离我近了许多，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坐在一边，看起来好像一座孤岛。她正艰难地用铅笔顶端小小的橡皮费劲地擦着练习本，我见她这样便伸手去掏自己的橡皮，却被杨络生抢先把我的橡皮拿走。他向我使眼色，然后欠了欠身子让我看他抽屉，里面藏着那枚水果形状的橡皮，一看就是戴梦归的。再看戴梦归的时候，发现她练习本的封面全是乱七八糟的铅笔涂鸦，一看就是杨络生干的好事。
下课之后，我趁杨络生出去了，偷偷从他的抽屉里掏出来那颗小小的橡皮还给了戴梦归。“我就知道是那个家伙拿的……”她抬头看我时，眼里的亮光让我觉得值得我为她这样做，尽管后来杨络生暴跳如雷地说我没骨气吃里扒外。
放学的时候下起了暴雨，我们都没有带伞，打算冒雨冲回家。
在学校门口仅有的一点儿屋檐底下，我们盘算着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冲回去。我自作聪明地解下了脖子上的红领巾，拉平展开架在头上，“梦梦，你看，这样头发就不会湿……”我一边说着，一边得意地借助它走到了对面的屋檐上。梦归还在原地踟蹰不定，杨络生劝说了几句，她不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辫子。“你们快过来啊！”我在这边大喊，挥舞着手里湿答答的红领巾。杨络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梦归一眼，二话不说拉起她的手就往我这边跑。
那时他们的手紧紧地牵在一起。他的左手，她的右手。他们明明是向我跑来，我却觉得他们跑得离我越来越远。梦归的表情既惊恐又兴奋，就像正经历着某种刺激的事，像第一次坐过山车，第一次上台演讲一样，她的眼睛像她头绳上的水钻一样闪闪发亮，不知道是因为她第一次不撑伞跑在雨中，还是因为她第一次被男生牵自己的手。那不是平时郊游时和同学之间的那种牵手，对她而言，那是充满着雨天湿润冰凉的质感，充满有力的牵引，这样的一只男性的手。
那个瞬间，我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我为什么要解开我的红领巾，为什么要挥舞着它喊他们过来，为什么不直接冲回去然后拉着她的手冲过来？我手足无措地看着梦归在我面前整理沾满了雨水的衣襟和头发。我是猪，我才不在乎我的头发会不会湿，如果我是一个人冒雨回家，我才不会费事解开我的红领巾挡雨，但是我所在乎的辫子，它现在沾满了雨水却笑得花枝乱颤。
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是浑身沾满雨水，一条小小的红领巾，根本挡不住倾盆大雨。“你怎么不借把伞就冲回来了呢……”我妈一边用毛巾帮我擦干头发，一边有点又可笑又可气地说，“你啊，冒冒失失的，就像你爸……”我爸忍不住反驳说：“我才不是这样的呢……你看他扭扭捏捏像个女人，这还不是遗传你的……”“当然不是了！”两个人就在那半开玩笑地互相推托，我打了个喷嚏，吸了吸鼻子无辜地说：“爸，妈，我到底还是不是你俩亲生的了……”他们听了一阵哄笑。
“哎，你的手肘怎么擦破了皮？”我抬手挠头的时候我妈一眼就看到了连我都没发现的伤口，她急急地要找创可贴。“喂，余辉，你把我药箱放哪了……我怎么找不到了……”“没放哪啊，我跟别的东西一起打包了，反正都在行李箱里吧。”“这些常用的东西就不要提前打包啦，应该临走前再带上啊……”我一听觉得奇怪：“爸爸，你要去哪呀？”
“不是他要去哪，是我们，”我妈一边把撕掉贴纸的创可贴粘在我的手肘，抬眼看我，“小栋啊，我们要搬新家了，搬到一个海边的城市，你会有自己的房间——怎么样，高兴不？”
我一时不懂——搬家是什么意思？能有自己的房间？好啊！可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能再跟杨络生和戴梦归见面，不能与他们一起上学。尤其现在，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似乎我暗自跟杨络生进行着一场竞争，如果我提前离开，不就像个弃权的懦夫？更何况在新的城市，我又没有朋友。这样一来我当然是不愿意了！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十岁的我一个不愿意是完全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我却还是噘着嘴巴直接说了出口，“不高兴。我不要搬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我知情以前就已经开始打包东西，其实便是意味着这根本是一项不需要我同意的决定。
“不高兴，不高兴也得搬！”我爸就扔下这么一句，嘟囔着，“搬家能有什么不高兴的……”站在他的立场上，他突然这么横断也不无道理。想想他好不容易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只是开出租车拉客，收入却还算不错。之前半年里每周只回家一趟，好不容易在那边立住了脚，想把我们都带过去，我却在这耍脾气。可惜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理解这些，只懂得为了自己的目的不停哭闹：“我不要搬家！我宁愿死也不走！”
“小栋啊，南城离大海很近，而且新家很大很漂亮啊，你想要怎么布置你的房间都可以，你去了新学校还能认识新朋友……”我妈一说又不小心说到我的痛处，我闹得更凶了。她和爸爸面面相觑，沉默很久之后她突然说：“不然这样吧，我陪你留在这里直到你念完小学——这样可以了吧？”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爸就说：“这怎么可以！小学六年级一定要在南城的小学念，这样才有可能考到好的中学。我都已经联系好学校了……”“可是孩子不愿意啊。”“孩子不愿意你就要宠着他么？他不走就把他扔到我妈家，毕业了再接过来。”“两年这么久，我舍不得啊，万一在这边有什么事，我们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啊……”
“那说到底还是对我妈放心不下了？你别忘了坐月子的时候还是她整天照顾你们俩的。”我爸恼了，“你要陪他你就自己留在这里吧！我是不会管你们的了！”他赌气地回房收拾行李，我听见他用力地把东西扔进箱子里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就像说着那些他没说出口的怨言。我妈却在我跟前温柔地为我抹去眼泪，“不怕哦，小栋乖，妈妈在这里陪着你。好了好了，没事了就过来吃饭吧，吃完了还要去上小提琴课呢。”
“听见没有？余栋，你发什么呆呢？手里拿的什么？”我的小提琴老师用拉弓的背面敲打我的手，顺势把我手里的一次性相机抢走了。那是去年生日的时候不知谁送的礼物，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一次性，我只知道相机是帮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变成一张一张的照片，我可以拿着这些照片给别人看，就像是与人分享我所看到的世界。直到我的双眼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变近视，拍出来的照片清晰依然，我才知道，原来当我看不清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等到以后老了眼睛不中用了，病了，瞎了，相机还能替我把它看清。我爸自从干起了开出租车的行当，若是在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擦过路边的什么东西，总是会倒吸一口气，好像划下的那一刀痕是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在车上。每到这些时候，他都让我觉得，他灵魂的一部分已经跑到了他的车上，跟它一起感受痛苦。而我觉得，我灵魂的一部分，应该在我的相机里。
而我妈却一直认为我的灵魂应该跑到小提琴上，就因为那个老师说了一句我拉小提琴很有天赋。天知道那老师是不是对每一个学生的妈妈都这么说。总而言之我根本不觉得我多么有天赋，小提琴更是成了我的噩梦。一年的小提琴课让我以后在紧张的时候左手几根手指总会不自主地抽动，还有我在每一个从噩梦醒来的清晨里总是歪着脑袋夹着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我的灵魂跑到了小提琴上，还是小提琴的灵魂跑到我的身上。
于是有了每周末的小提琴课，还有这个可怕的小提琴老师。我在这最后一堂的小提琴课上迟到，她为此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而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注意听，于是难得带来一趟想拍点儿照片留念的相机就此被没收。
相机里的照片我再也无法冲洗出来，那些童年的记忆，我再也找不回来。但仔细想想，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一次性相机，只顾着一张接着一张地，拍了远多于可以冲洗出来的照片，直到不能过片，我还一个劲儿地在同一张底片上按快门，直到那张底片慢慢慢慢完全曝光，冲洗出来其实一片漆黑，看起来一无所有。但这些不能被冲洗成照片的影像，却被冲洗成了我脑中的记忆。在很多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对当时拍的每一张照片奇迹般地记忆清晰。我记得我拍过一只逃窜的壁虎，地板上被踩扁的拧巴口香糖，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小提琴老师挠屁股的背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