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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尼玛（Anima）。
——C。G。荣格提出的人类原型之一
引子
在北镇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爷爷在揉着那风湿的膝盖；戴梦归正在睡梦中因为饥饿而大哭；杨络生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狠狠地踢了一脚；曾巧巧在南城也还是个丁点儿大的胚胎；如云邂逅了那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阿清第一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相机。余辉在产房外面焦急地徘徊，想知道里面什么情况又不敢问，沈娇阳在手术台上满头大汗，她倒是没怎么大呼小叫，反倒是被她揪住手臂的小护士又喊爹又喊娘的。而我就在这个时候凭本能挣扎着钻出了温暖的子宫。
这时候余辉终于松了一口气，沈娇阳也留了一口气说，给我看看孩子。
阿清暗暗梦想着以后开一个摄影店，自己当老版；如云一相情愿地爱上那个男人，根本没有想过他会带给她什么；曾巧巧刚长出细细的胳膊和腿；杨络生的妈妈毫不留情地给自己的肚子拍了一巴掌，坏小子，还没有出生就学会捣蛋，看你出来之后我怎么治你；戴梦归含住奶嘴没多久，就又重新张开嘴巴哇哇大哭，似乎对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满意。这些人对未来一无所知，只有爷爷贴上了膏药，看着窗外的月亮，忍不住轻轻哼起童谣：
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铡槟榔；
槟榔香，埼二娘，二娘头发未有长。
等得几年梳大髻，的的打打做新娘。
月光光，照四方，偔屋耕田谷满仓；
阿哥娶回娇娇女，阿姐嫁个状元郎。
月光光，照四方；四方暗，走田坎
……
念着念着，他又摸摸膝盖看看天，自言自语道：马上就要下雨了。
第一回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找了个算命先生，号称半仙。他掐掐手指，说我投错了胎，原本是个女娃，却上了男儿身。想想也好像有点儿道理，我出生的时候适逢曾祖母刚过世不久，大家都以为我会是个女孩。之后每每再说起这个事情，他们都只当作是笑话，我却特别当回事，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
“余栋、杨络生，你们别闹了！快站好了！来……一、二、三！”
这是我们小学最后一次郊游时拍的班级合照，我的红领巾被杨络生抢走了，他比我高一点儿，还站在石头上，我死活够不着他举起的手。他看我气得鼻涕眼泪横流，嘲笑我娘娘腔，没出息。后来我握着红笔用力地在领口的空白处画了一条。不过也是再过了几年才知道，我也只能在自己的照片上加上去，在其他人手里的照片上，我依然是没有戴红领巾的突兀的那一位。
就在杨络生趾高气扬地举着我的红领巾时，他的妈妈被匆匆地送进了医院。当然这一切我等到第二天才知道。我们一家要去医院看她，出门之前我妈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她从镜子里看出来，一边说：“把衣服穿好，裤脚怎么又忘了？”她忍不住放下梳子，走到我爸跟前使劲儿把束进袜子里的裤脚扯了出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不是大事，你昨天早上连儿子的红领巾都差点儿忘了，你知道这在学校要扣多少分么，一个不留神你儿子的三好学生就泡汤了……也没让你赚钱养家了，让你在家照顾儿子都做不好……”
那时我爸还处于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妈起早摸黑去纺织厂里干活，把上学用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统统装进我的书包，而这一天的早晨，我笨拙地拿着红领巾，要爸爸帮我系上。如果不是我攥着红领巾跑到他的跟前，他早已忘记有这玩意儿，直接送我出门了。他茫然地扯着我胸前红领巾的两端，然后迅速解下来，绕到自己的脖子上，照着镜子试探着打结，似乎习惯了替自己系领带的姿势，当红领巾挂在别人的脖子上时，便不知所措了。他像打领带一样在自己脖子处系上了红领巾。
我爸并不是长期赋闲在家。他也找过好几份工作，做过销售或者文员，或者后勤杂七杂八的什么活都干。但是每一份都干不长，所以在我上五年级之前，一直处于就业、失业、再就业的循环中。按我妈的说法，他一把年纪还像个愤青，做事情总是一根筋。
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道路都是单行道。他的性格中就有那么一些东西，就像他要先挂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系一次才懂得怎么替我系红领巾，迫使他做事必须按照一个标准的程序，不可遗漏或者逆转。比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一定要先打开房间的灯管，然后打开床头的台灯，然后绕回去关掉灯管，再躺在床上关掉床头的灯。直接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床头灯，或者干脆直接摸索着爬上床盖好被子，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可思议。“那会撞到床角。”他会马上这样反驳你。
那天早上他重新给我系的红领巾，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错，结是松的，轻轻一扯就会散。“爸爸，你小时候没有系过红领巾吗？”他一边徒劳地把错误的结继续勒紧，我一边忍不住问。“阿栋，你是在质疑爸爸系红领巾的技术吗？”他这么一说我便不敢吭声了，“爸爸小时候不需要经常系红领巾。”
“为什么？难道那时不用每天都戴么？”
“要啊，但是爸爸只需要系一次。”他故作正经地说，“然后每次脱校服的时候不解红领巾，直接把校服和它一起脱下来，第二天再原封不动地穿回去。你说，这还用天天系红领巾么？”
当时我真的相信了，并且还试着学他那样把红领巾脱下来，脱不下来还以为是自己的头太大。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大人们诸多谎言中的其中一个。
他们喜欢把谎言说得认认真真、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却把严肃的事情说得像玩笑话一样大大咧咧。比如杨络生的妈妈还健在的时候，茶余饭后，她和我妈常常聊得很投契，一口气聊到很久以后的事情，甚至以后的以后也就是在她们入土之后的事，杨络生的妈妈都要嬉笑着说，即使进了棺材，她也会在杨络生顽皮闹事的时候忍不住跳起来用鸡毛掸子追着他满街跑。那些时候他要么刚跟我扭作一团被打得鼻青脸肿被她数落一通闷闷不乐，要么正在为击中邻居的窗玻璃而精心挑选石子和树杈，一听到“鸡毛掸子”就丢了魂儿，条件反射般护住屁股。
他妈妈入院一晚之后便过世了，第二天他带着我逃课玩了一个下午的游戏机。我们最后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花光，直到他的爸爸来揪他回家才停下来。来揪我的是妈妈，她以为我被哪个人贩子拐走了，找了好几条大街才听说我在这里，又是紧紧地搂着我又是忍不住不停地偷偷数落：“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以后不许老跟杨络生混在一起……你知道他不是个用心读书的人。”但她转瞬对杨络生的爸爸说：“孩子不懂事，别怪他。”而他只冲着杨络生说了一句“你个没心肝的”就直接拽着他的衣领走了。我们两家人一前一后地回家，路上谁也没跟谁说什么，杨络生仅仅是在进门之前回了一次头，在日落西山一片温柔的晚霞中，我看不清他逆光的脸上那双眼睛是看着我还是看着我母亲。
其实我知道我妈说得没错，我跟杨络生根本是两种人：我要科科满分，坚持天天准时上课下课，不迟到不早退，规规矩矩，只想要安定的分毫不差的生活；他就想科科红灯，坚持天天逃课，做他想做的事，看到学校大门张贴着通报批评的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便忍不住笑。他的座位在窗边，于是每次进教室他都不走正门，图个便捷直接从窗户翻进来。很多时候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地成了好朋友，好像就因为他有一次在我被欺负却忍声吞气的时候帮我揍了对方一顿，因为喜欢两个人比赛谁能一口气最快喝完一瓶汽水，然后在空旷的地方畅快淋漓地齐声打嗝，这种响亮的饱嗝让我们毫无来由地得到共鸣。
没过几天，学校组织外出活动，我们集体坐车出发。杨络生好像又恢复到他妈妈过世之前的样子，大大咧咧，总是大声地笑，用力地拍打我的肩膀。上车的时候他一口气窜到最后排——他总是喜欢做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好像就能因为占到了如此优越的座位而沾沾自喜。最后上车的是戴梦归，她上来的时候其实座位还没有全满，零零星星地剩了四五个座位，但是没有人主动邀她坐下，她就一路从车头慢慢地一边左顾右看地走到了最后一排。戴梦归是我们班的纪律委员，每天都要在我们身上挑出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向班主任汇报。之前班干部选举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投了她的票（除了像杨络生这种人之外）——她确实是有资格上任的，成绩好，有理想，做事认真，也是老师喜欢和信任的学生；然而此时车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她一路走着，每看到一个空的座位都欲言又止，因为每一个空的座位要么就是上面放了个书包，要么就是旁边的人迅速把眼神转移。其实如果她主动问道，估计也不会有人会硬生生地拒绝；但她就是忍住了没开口。等她走到了我们跟前，她大概也都已经绝望了，看也没看杨络生一眼，就是带点最后的希望看着我，一边揪紧了自己的书包。我正心软要挪开，却听见杨络生爽快地说了一句：“这儿没人！”我转过头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挪开了一个空位。
我看见戴梦归脸上在一瞬间内混杂着又惊又喜乃至百感交集的表情，大概是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最捣蛋最为难她的人竟然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她当然是没有想到了——但我是早该想到的，杨络生怎么会安好心，戴梦归又没少让他吃苦头。果然，他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只死掉的虫子，眼明手快地在她一屁股坐下之前放在了座椅上。连我都听见了昆虫疲软的躯壳在她屁股下破裂的声音，她几乎是从椅子上反弹起来的。我们都以为她揪着那被弄脏的裙子、面对那只虫子不知所措，嚎啕大哭，这个年纪的女生只要稍稍一逗弄就能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