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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不仅仅要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而且好事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千万不能有意去做，不能为了沽名钓誉而做。做坏事和为了获名而做好事，就像是刀刃触及牛体的硬骨一样，会伤及己身。这就是庄子提出的“无近刑名，可以全生”。
第一部分螳螂在前，大鸟在后
下面这个典故集中体现了庄子在利益面前的生存智慧。
庄子讲了一个“螳螂在前，大鸟在后”的故事。故事说：有一次，庄子在栗子园外面游玩，突然飞来了一只奇特的大鸟。只见这只鸟，翅膀有七尺长，眼睛有一寸大，翅膀擦过庄子的额头飞过却没有感到庄子的存在，最后落在了栗林之中。庄子心里想：“这是什么鸟啊，长这么大的翅膀却不远飞，长这么大的眼睛却看不见人？”于是加快脚步，进入栗子林中，拿出弹弓，准备把它打下来。到了跟前，庄子明白了。大鸟之所以到此，之所以没有看见他，原来是为了捕捉一只螳螂。栗林中有一只蝉，正借着树阴在那里休息，可是正因为它找到了很好的休息地点，只顾享受，却忘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没有想到在它的附近有一只螳螂突然伸出双臂捉住了它。这只螳螂捉住了蝉，非常高兴，得意之时却忘记了隐藏自己的身体，被这只大鸟在空中飞过时发现了，所以大鸟俯冲下来要啄食它；同时，也正因为这只大鸟一心一意要啄食这只螳螂，所以连庄子这么大的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以至于当庄子要用弹弓打它的时候，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危险的关头。
看到这里，庄子很为感叹，深为这几只小动物悲哀，觉得它们太不懂得轻重了，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物欲对生命的危害。想到这里，庄子忽然感到自己也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为了捉住这只大鸟，他忘记了自己的周围环境，忽视了自己所处的境地，因为很可能自己也正被当做猎物呢。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忙仍掉了弹弓，扭头就走。果然不出所料，那守庄园的人见到他进入了栗林，以为他在偷栗子，正要抓他，见到他跑了出来，正在后面追着骂他呢。
庄子认为，无私是立身之本。一个人有了私欲，就会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就会迷惑自己的心志；自己的心志一旦被迷惑住了，那就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住了，至于事业就更谈不上了。
第一部分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
“庄生梦蝶”是个美妙的意境。现代科学的发展还没有给梦境一个完美的解释，哲学上的概括也就很难令人满意。两千多年前，庄周就用这个故事提出了人类的一种困境。如果仔细想来，精神病人或者有着奇特思想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处在梦中，因而使得他们无法被常人理解？
“庄生梦蝶”的故事是这样的：庄周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悠闲自在地飞来飞去，很是得意。突然之间醒来，发现自己原来是庄周。不过，人生本来都是梦，梦与梦之间流变无终，所以弄不清楚到底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
庄子由此认为，不管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蝴蝶与庄周毕竟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转化也就是物与物之间的转化，是一种“物化”。庄子进一步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对人生人死的理解上。他认为，人生人死只是一种物的转化。宇宙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大混沌。就宇宙整体而言，从一无所有的朦胧状态变为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又由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回归到无形无象的朦胧状态；在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中，由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又由另一种东西变成了第三种东西。如此而已，永无止境。人生人死不过是这一大流变中的一个瞬间。
另外，从这个故事出发，庄子还试图告诉人们，究竟是梦还是醒，是庄周还是蝴蝶，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追究。因为人们的认识标准是相对的，根本无法正确认识事物。他说当时社会上的儒、墨等各派的相互辩论，都是以自己所非而非对方所是，这样做是无法搞清是非的。他说：“假如我与你两个人进行辩论，你胜了我，难道真的是你对，我错吗？我胜了你，难道真的是我对，你错吗？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错吗？还是两个人全对或者全错呢？我们两个人无法决定谁对谁错，那么请谁来断定呢？如果请第三个人来断定，同样无法断定。假如请跟你意见相同的人来决定，他既然与你意见相同，这怎么断定呢？假如请跟我意见相同的人决定，他既然与我意见相同，又怎么断定呢？假如请与我们两个人意见都相同或者都不相同的人来断定，又怎么断定呢？因此，我和你和第三者，都同样无法断定谁是谁非，是非问题是永远搞不清楚的。”
第一部分庄子妻死，鼓盆而歌
庄子从自己的哲学理念出发解释一切，反映在生死上，则是轻松自如的。甚至在他的妻子去世时，他也能用这种超脱的哲学宽慰自己。真正的哲学家往往都是知行合一的。
《庄子》书中记述了一个“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了，庄子的朋友惠施前去吊唁。惠施来到庄子家，看见庄子正盘腿坐在蒲草编的垫子上敲着瓦盆唱歌呢。惠施很不理解，因而责备他说：“你的妻子与你日夜相伴，为你生儿育女，身体都累坏了。现在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却在这里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你这句话可就不对了。你知道吗？当我的妻子刚死的时候我怎么不悲哀呢？可是后来想了想，也就不悲哀了。因为想当初我的妻子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不但没有生命，而且连形体也没有，不但没有形体，而且连气息也没有。后来恍惚间出现了气息，由气息渐渐地产生了形体，由形体渐渐地产生了生命。现在她死了，又由有生命的东西变成了无生命的东西，之后形体也会消散，气息也会泯灭，她将完全恢复到原先的样子。这样看来，人生人死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样，循环往复，无有穷尽。我的妻子死了，也正是沿着这一循环的道路，从一无所有的大房子中走出，又回归到她原来一无所有的大房子里面休息，而我却在这里为此号啕大哭，这不是不懂得大自然循环往复的道理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停止了悲伤，不哭了。”
因此，庄子认为人是由宇宙大道演化而来的，是道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形式。人的生命与其他一切生命一样，都只是宇宙演变过程中的一刹之间，人生与人死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生死没有差别，人活着也算不上什么乐事，死亡了也就没有必要悲哀。因而，最为明智的人生态度是顺其自然。也就是说，人一旦出生，你就自然而然地活着，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也用不着为活在世上而庆幸；如果死去了，你就自然而然地回归，用不着为离开人生而苦恼，也不要有太多的留恋。庄子认为，如果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人生的大智大慧；如果在行动上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的一生就会有永远的快乐；如果对自己、对他人都这样认识，都这样对待，那你就会坦然一生，无忧无虑，并具有了达到圣人境界的潜质。
第一部分三为令尹不荣华
庄子对待爵位的心态很是平稳，他认为有了爵位不应觉得荣华，免了爵位也不应觉得忧伤。爵位、王位原本都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产物，谁做官谁为王，都是“需要”和“机遇”自然造就的，况且爵位、王位也没有所谓的贵贱之分。因此，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顺其自然，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就可以了。
庄子为此讲了“三为令尹不荣华”的故事。故事说：孙叔敖被解职了，可是他的心情很平静。肩吾问他：“先生三次被任命为令尹，没有见您为此而显示荣耀；三次被解职还乡，也没有见到您为此而懊恼。开始我对您的这种心态还很怀疑，可现在看您的表情，的确是坦然的。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孙叔敖说：“我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呢？我不过是把那任命的事当成一件不可推卸的事来办罢了，我不过是把那解职的事当成了一件不可阻止的事来对待罢了，我把它们都看成是不由我的事情，所以就任它去了，所以才能无有忧愁。我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呢？不过是弄不清楚所谓的荣耀和所谓的懊恼到底是归于谁而已，是归于我呢还是归于令尹呢？如果归于令尹，那就与我没有关系。既然与我没有关系，那么我有什么荣耀和懊恼呢？如果归于我，那就与令尹没有关系。既然与令尹没有关系，那么我为什么还为担任不担任令尹而感到荣耀和懊恼呢？我正要去散心呢，我正要去游览呢，哪里有时间去考虑什么贵贱，哪里有什么时间为所谓的贵贱而乐悲呢？”
因此，在庄子看来，爵位俸禄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刻意去追求，也不应该刻意去回避；因为这种事情既不是人能够求得的，也不是能够回避的。人应该做的，也是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顺应大道，顺应自然。因此，来去都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可以动心和烦心的。来之也不表明尊贵，去之也不表明卑贱；来之不必推却，去之也不必忧伤。如果每个人都能具有这样的心态，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很多。
第一部分杞人应该忧天吗？
《庄子·天下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天地为什么会不坠不陷。书中没有具体的回答。但在《列子·天瑞篇》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正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杞人忧天”。故事说：
在古代中原地区有一个小国，名为“杞”。杞国有一个人生活很富裕，不愁吃，不愁穿，只担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