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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原始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他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持长达18年的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第四部分中国，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是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的形势愈来愈严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康有为曾多次上书给光绪皇帝，希望实行变法，挽救国家危亡，但上书被清廷大臣扣压，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里。康有为发愤著述、讲学、宣传变法思想，还积极进行活动，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组织，为变法救国大造声势。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北京和全国的学会、学堂、报馆纷纷成立，维新变法进入高潮。此时，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赶快实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光绪皇帝令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等在部恒衙门召见康有为。随后，康有为奉命进呈《统筹全局折》，进一步指出，迫于当前形势，中国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见《戊戌变法》第二册）同时，恳请光绪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即着手变法。
这年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发“定国是诏”，宣示中外，实行变法。接着，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了“今日诚非变法不可”的决心。康有为侃侃而谈，陈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内容和步骤。光绪皇帝予以首肯，即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又提拔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4人为军机章京。康有为的奏折通过他们上呈光绪皇帝。此后一百天中，康有为上了30多道奏议，提出了一条在不改变现行帝制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实际上能推行的仅仅是定国是（一句空话）、禁缠足（仅为劝告）、振兴农业、各省设商务局、办铁路、设邮政、改军制、废八股、变科举、开学校、设报馆。这些被称为“百日维新”。
第四部分我自横刀向天笑
1898年6月，谭嗣同被荐举入朝，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被破格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与杨名、林旭、刘光第共同参议新政，当时此4人号称为“军机四卿”。他们被光绪皇帝作为与康有为联系的中介者。一腔热血的谭嗣同缺乏对维新运动现实性的认识，天真地幻想依靠皇帝下几道诏令来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是，他上任还不到十天，顽固派镇压维新派的阴谋就显露了。7月29日光绪皇帝召见杨锐，在赠赐衣服中夹带密诏说：“我的皇位很危险，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迅速设法救助。”
谭嗣同、康有为无计可施，奉诏痛哭。当时，维新派想改变手中无兵权的局势，便想争取新军将领袁世凯。于是，光绪皇帝两次接见袁世凯，并提升他为侍郎。谭嗣同按他的“仁学”即“爱的哲学”去推想：“袁世凯刚刚受恩于皇上，爱戴皇上之心必定会有吧！”不想他被袁世凯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在墙上题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心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杜根都是汉朝人，因反对太后而遭受不幸。谭嗣同把自己比作他们，面对死亡，还是横刀向天大笑，只希望自己的同志像昆仑山那样屹立。
13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临刑时，监斩官令谭嗣同向北谢恩，谭嗣同睁目叱责：“有什么恩值得谢！”并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义，当时他才34岁。
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可惜的是他自己提倡殖民地的“爱的哲学”（“仁学”），没能感动袁世凯和慈禧，却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否定了自己“爱的哲学”。
第四部分物竞天择
1853年，严复出生于一个乡医之家。他14岁时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数、理、化、地质、天文、航海等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日本等地。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远航生活，大大开阔了严复的眼界，为他接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打下了基础。1877年严复被派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在英国的两年间，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结业回国后，严复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这时严复年仅38岁，可谓宦途得志。但是，他对所谓“洋务运动”并不感兴趣，更厌恶充斥于官场的腐败习气。他常常向人们痛切陈言：再这样下去，用不了30年，中国就会被列强吞灭殆尽。
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严复深感有必要向全国人士敲响警钟。在天津的《直报》上，他接连发表了许多立论深刻、行文犀利的政论文章，无情地抨击了封建顽固派的谬论，批驳了洋务派的妄想，全面提出了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为酝酿中的康梁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然而使严复最负盛名的，还是他所译著的《天演论》一书。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严复所以要译这本书，目的是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摧毁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认为，如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竞争一样，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中国为救亡图存起见，除却“与天争胜”、发愤自强以外，别无他法。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
第四部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1919年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提出了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并具体论述其基本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样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
正是有了这一态度，胡适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出发点和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对“国故”较为熟悉，他的主张也就比较能为人们所接受：“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那么怎么来整理国故呢？胡适还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分其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发出的前后因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明白古人的意义；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后来，在《发刊宣言》中，胡适又归纳方法为三条：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这些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便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作为方法论的思维模式，一时间“整理国故”成了一批知识分子迷狂的追求，这自然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