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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立志遍读天下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的一句名言。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指导下，他一生奋发攻读，“自少至老手不释书”。他从10岁起就跟祖父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的一部历史巨著，共355卷，很少有人能从头到尾读完。顾炎武却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不但要读到能够背诵，而且要把这几卷书一字不漏地抄写一遍。三年以后，他读完了《资治通鉴》，不但读懂全部意思，还把全书抄写一遍，一部书变成了两部。
当时，一般读书人都非常热衷于应考做官。但是，顾炎武却把应考做官看得无足轻重，一味努力钻研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他发愤读书，四处奔走，搜罗一切关于农田、水利、交通、矿产等方面的书籍，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就反复朗读10遍、20遍，一直到能背诵为止。
每年春秋两季，他按照预定的计划，温习半年来读过的书籍。温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拿另一本书在旁边朗读，自己则闭目静坐，默默地背诵。如果发现别人朗读的和自己背诵的有不同，就赶快翻书查对。他规定每天用这种方法温习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就这样，他勤奋地读了20多年书，到45岁时，已经读完了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志和朝廷大臣的奏疏文集共12000卷，又读了21史和各朝的实录，总数达到了好几万卷。在他的家乡，再也找不到他未读过的书。其后，他立志游历天下，遍读天下所有的书籍。游历前，他的朋友万寿祺、归庄等21人，特地为他写了一篇征求天下书籍的启事，请求凡是藏有书籍的人家，尽量借书给顾炎武阅读。
由于他勤学勤问勤实践，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后来，他把这些知识和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京考古录》和《昌平山水记》等书。他在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和较高的成就，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学者。
第四部分意不尽言
郑板桥是清代中期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尤其擅长画竹。他曾经在文章中细致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画竹体验：“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旅舍闲居无事，起来看屋前竹林，只见云烟、日光、露气在竹子的枝叶间浮动，非常好看，勾起了作画的兴致。于是磨墨铺纸，把这自然的美景置于尺幅之中。但在作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眼睛中看到的竹子跟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并不一样，而自己手中画出来的竹子又和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不一样，画出来的竹子有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特别的趣味。”
郑板桥所说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大致相当于我们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物、主观意识、语言符号，其中的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的关系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言、意关系。郑板桥在作画实践中感受到胸中之竹不是手中之竹，就是说言、意之间不是像欧阳建所说的那样是“言尽意”，而是言不尽意，或是意不尽言。所谓言不尽意，是说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有时候，用来达意的语言，其蕴涵的意义会超过我们心中所思。
第四部分难得糊涂，吃亏是福
郑板桥的养生术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修身方式。
郑板桥不仅是著名书画家、诗人，还是著名的清官，他爱护百姓，最后为了百姓而罢官回乡，从此以书画安度晚年。
郑板桥的长寿秘诀在于他的养生之术，他的诗、书、画艺术精湛，号称三绝。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能把诗、书、画三者巧妙结合，独创一格，从而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这使他精神上有所寄托，豁达而开朗。
郑板桥一生坎坷，但他始终能以乐观的心情对待。他做官时，因为在灾荒之年为灾民请求赈济触犯了上司，结果被罢官。但是他并没有忧郁沮丧，也不为官场失意而郁闷不乐，而是骑着毛驴悠然回到故乡，专注于诗、书、画，安然幸福地过着老年生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郑板桥养生长寿之法。郑板桥一生为人处事，始终不求名利，不计得失。他写过两条著名的字幅，就是流传至今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这两条字幅含有深刻的哲理，凭借着这种达观大度的心态，郑板桥不但长寿，而且留下了万世美名。
第四部分王夫之的墓志铭
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哲学和佛学，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
他一生最仰慕的是东晋的刘琨和北宋的张载。在政治上，他以力图挽救危局而壮志未酬的刘琨自勉，在学术思想上则以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为依归，并有重大突破。他总结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提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的命题，进而推论自然界、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以物质变化为基础的有规律的运动，还留下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虽然他的著作内容非常丰富，但他在晚年著书“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书成后多半随手赠人，不留底稿，完全依靠乡民保藏下来，因此他生前没有多大声望，死后几十年也默默无闻。王夫之常为自己没有取得刘琨、张载那样的成就而深为遗憾。他病危时，自知不起，便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弧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第四部分“安乐窝”与“安乐先生”
邵雍，北宋哲学家。其代表学问为“象数之学”，他的学说是阴阳家、道家、儒家思想的综合。
邵雍初到洛阳时，生活比较困苦，所住的房屋，蓬草绕墙，不蔽风雨。邵雍每天亲自打柴烧饭，恭敬地侍奉父母。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他感到非常欢怡快乐。
当时，洛阳是中原名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前任宰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住在那里。据说这些人都尊重邵雍，经常和他一起出游，还在洛阳（一说在共城苏门山百泉上）为他买了一处“七千余步平流水”的大宅园和一些田地，地契是司马光的户名，园契是富弼的户名，庄契是王拱宸的户名。于是，邵雍便日出而耕作，日落而归家，所得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邵雍称他的宅园为“安乐窝”，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做“安乐先生”，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
邵雍身体不好，怕冷怕热。每逢春秋时节，他驾着黄牛小车到处游览。一个人驾车，想去哪就去哪，随心所欲。邵雍和司马光情同手足，亲若兄弟，而且他们待人和气热情，与人交谈，经常赞扬别人的优点，而很少指责别人；有来向他们请教的，他们都一一给予解答，从不勉强教人，无论贵贱老幼，他们都诚心接待。因此，士人都佩服他俩的教化。邵雍每次驾车出游，士大夫们听惯了他车子的声音，都争相迎候；小孩子和奴仆们也高兴地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到来了！”好事的人还摹仿邵雍住房的样式盖起房子，名曰“行窝”，以待候邵雍前来住宿。有时，邵雍到某些士大夫家，其家妇、姑、妯娌、婢妾发生争执，很久不能解决，他们就一个个到邵雍面前申述，邵雍便逐一分别处理，做到皆大欢喜。于是邵雍连饮数日，以后再游一家。那些士人经过洛阳，即便不去公府，也一定是去拜访邵雍。一时间，洛阳人才济济，忠厚之风闻名天下。
邵雍有首《后园即事》的诗，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寻乐”思想，诗中写道：
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自在游，
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林。
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
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第四部分学道不分男女
李贽在麻城时，住在龙湖寺芝佛院中。
在那里幽居，李贽的思想是苦恼而矛盾的，他对世事有火热心肠，却过着隐居生活；他住在僧院，读经谈佛，却供奉孔子；他自称和尚，但酒肉皆入。其实，他既不信孔，也不信佛，这样做不过是表示“玩世不恭”罢了。闲着无事时，他就在芝佛院著书讲学，“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沈瓒《近事丛残》），以至“一境如狂”（顾炎武《日知录》）。李贽喜欢引见求学者，不论谁请教他，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尽力解答，因此，他的声名和影响遍及麻城和黄安之间。有时，也有一些名门妇女来听讲就学。有人说：“女人见识短浅，不能学道呀！”李贽立即说：“讲人有男女性别之分，可以；讲见识有男女之分，哪行？讲见识有长有短，可以；但讲男子见识都长，女子见识都短，可以吗？况且那些为学法而来的女子，甚至比男子还强啊！”他愈说愈激昂，使大家都很惊讶。李贽说的“男子不如”者，是指梅国桢（曾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女儿谵然，她寡而信佛，归依李贽，李贽把她比作男子，为她著《观音问》等书。
由于李贽主张学道不分男女，因此，麻、黄间的士大夫们大哗，流言蜚语铺天盖地，他们攻击李贽，诋毁他“左道（偏道）惑众”，想驱逐他。李贽对此却付之轻蔑一笑，说：“我左道吗？那给加冠好啦！”于是，他穿起旧日的官服，以示反抗。
第四部分“我是仲尼的哥哥”
为了打击那些借孔子为幌子欺世盗名的伪学者、假道学，李贽对所谓圣人孔子作了深刻的批判。他针对朱熹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故意编选了一个故事来进行嘲讽。他说，有个尊儒的道学者，穿着高底大鞋，长袖阔带，戴着三纲五常的桂冠，披着“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