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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心学”始祖陆九渊
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南宋金溪县人。理学家、教育家， 曾讲学于象山（今贵溪县南），人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中进士，历任靖安县主簿、崇安县主簿、台州崇道观主管、荆门军知军等职。他为官清廉、不喜空谈、务求实干，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他治理荆门政绩显著，丞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的结果。
陆九渊在哲学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天理、人理、 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惟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
1176年，陆九渊在铅山鹅湖寺与朱熹对认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进一步阐发了他“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心即理”的先验论。他的学说，经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
陆九渊还热心于讲学授徒，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每天讲席， 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弟子遍布于江西、浙江两地。他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
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败的命运。在教育内容上，他把封建伦理纲常和一般知识技能技巧，归纳为道、艺两大部分，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体认封建伦理纲常。后人将他所著所讲编为《象山全集》，共36卷。
第四部分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鹅湖书院，故得名。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自东晋以来，历经唐、宋、明等朝，都聚居过许多学者，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
鹅湖书院为大义寺的附属寺左，即仁寿寺左，为“四贤祠”。祠为当时的信州刺史杨汝砺所建，这是鹅湖书院之始。以后屡有修举，明代宸濠之乱，兵燹之余，鹅湖书院的学舍全部毁坏。清康熙二十二年，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令尹施德大加修建，当时李光地所作《重修鹅湖书院记》说：“书院之建，实为国家学校，相为表里，李渤高士尔。朱子犹倦倦焉。今使先贤遗址，焕然重修，江有故理学地，必有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贤者。”鹅湖书院很少有官方的支持得以重修，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再现，以致成为历史的陈迹。
在鹅湖书院后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这和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由此可见宋代朱陆鹅湖之会的盛况。抗日战争期间，鹅湖书院成为东南训练团的驻扎营地。
鹅湖书院之所以誉满江南，乃至闻名全国，主要是因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曾在这里讲过学，进行过学术辩论的缘故。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因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请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在这里，发生了朱、陆两派学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这次争论，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争论的实质，都是为了互争正宗教主地位。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他们两派学说之间的分歧，故以后还有更加激烈的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尽管如此，“鹅湖之会”对当时学术界却有很大的影响；鹅湖书院之所以能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正与朱、陆诸子的“鹅湖之会”有关。
第四部分如何培养高尚的道德
这就是中国哲学上著名的“尊德性，道问学”。意思是说，君子尊崇天赋的道德本性，把向别人请教学问、增进知识作为培养德性的道路。《中庸》认为，圣人之道是伟大的，它浩浩荡荡使万物生长发育，充满了天地。它非常繁荣昌盛，有300条原则、3000条规定，需要合适的人选才能够使它推行。所以说，假如不是具有最高品德的人，道就不会凝聚在他的身上。所以君子要尊崇天赋的道德本性，把增进学问作为培养德性的道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圣人之道能够凝聚在自己身上。
因此，尊德性和道问学的目的都是培养人的高尚品德，后来成为两条不同的治学道路。宋代陆九渊把尊德性放在首要位置，认为应把心中天赋的道德本性树立起来，提出“先立乎其大者”；朱熹强调道问学，所以主张考察事物，以获得知识。朱熹认为，考察事物、获取知识，载于《大学》，是上古圣人的遗训，也是儒者求学的开端。只有先考察事物，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了知识，才能明辨是非，正确认识天理，按仁义的要求去做。陆九渊认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心就是天理。天理是个整体，不是可以分割成小块，让人一点一点得到的东西。要懂就完全懂，要不懂就完全不懂。朱熹让人从考察事物出发，只能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并不能懂得天理。这样做，只能败坏圣人之道。
陆九渊和朱熹关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分歧，是两条求学道路的分歧。
第四部分赤子之心
明代江西南城，有一少年名叫罗汝芳，他生于儒学世家，由母亲授读儒书。稍长，喜读明代理学大家的《读书录》。
18岁时，罗汝芳按照自己理解的孟子“不动心”之说，闭关临田寺，置水与镜于几案之上，默坐澄心，修炼道德，不想久之生病，心火上升。既然病由书起，亦当由书除。罗父便把王阳明的《传习录》传授给他，罗汝芳遂按书中所言去做，心火渐除。26岁时，入省城参加乡试，偶过僧寺，见榜文称有“急救心火”者，以为有名医，结果访得阳明后学颜均在寺中讲学。听其所讲，以为甚契己心，惊叹“此真能救我心火”，从此，拜颜均为师。
颜均系阳明后学，阳明初学朱熹的道学，后来经过几次彻悟，转向陆九渊的心学。因陆九渊一再称自己的学说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所以，罗汝芳从颜均处接受心学，受孟子的影响也自然较大。孟子有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诚子之心。”这句话对罗汝芳有很大的启发。他把“赤子之心”作为人的道德的根据。“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在他看来，圣贤之学，本之赤子之心以为根源，征之庶人之心以为日用。人的道德就能像“赤子之心”一样，不学而能，浑然天成，不假藻饰。
第四部分刨根问底
陆九渊自幼喜欢刨根问底，冥思苦想。他在三四岁时，看到天地广阔，怎么走也走不到边，心里非常跷蹊，于是便问他父亲：“爸爸，为什么天地那么大，走到哪里才能穷尽呀？”他父亲答不上来，只好摇头苦笑。陆九渊得不到答案，决不罢休，整天苦苦地思索。
童年时代，陆九渊表现出不同一般小孩的气质，行动举止也不同凡响。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时，他已经读了许多古书，尤其是孔孟的学说和二程的著作。他读书不是过目能诵就算，而是通过对照类比，深思当中的微言大意。有一回，他念完书后对人说：“怎么伊川先生（即程颐）的话同孔子、孟子的话不一致呢？我看他们的言论多半有不正确的地方。”他读了《论语》，就觉得孔子的话显得支离破碎，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后来，他依然每天坚持阅读古书，并且有很大的长进。有一次，他读到“宇宙”二字时，别人跟他解释说：“四方上下就叫做‘宇’，古往今来就叫做‘宙’。”咀嚼着别人的话，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种思想来：“宇宙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宇宙的事！”陆九渊的这个思想在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他“他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部分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王阳明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王华曾任礼部左侍郎。1499年，王阳明中了进士，先后任刑部、兵部主事。1506年由于与大宦官刘瑾（因残害忠良，最后被陵迟处死）结怨，贬到了贵州。1510年升为知县，到1516年又升任右佥都御史，最后做到了右副都御史。晚年聚众讲学，在世时著作就被弟子们刊刻印行。
王阳明的思想中典型的是知行合一。他首先强调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即他说的“致良知”，但如何使人的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呢？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即“知行合一”。他用主体包容了客体，将客体的独立性、自然性和物质性否定了。对于“行”他解释道：“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