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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他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也就是说，心灵和实践是两码事，不能认为心是无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制造器物必须依靠工匠。
裴頠认为，《老子》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本”的强调，提醒人们不要离本逐末。但是后来魏晋时期的责无论者背离《老子》的本来宗旨，“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深列有形之敝，盛称空无之美”，玄风愈煽愈炽，于是整个社会盛行清谈之风，背离社会现实。裴頠认为按照贵无贱有的论断，必然取消伦理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裴頠的价值取向仍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礼帛路线。
第三部分：口若悬河
口若悬河这个成语现在已经家喻户晓，它的真正来历是有关向秀和郭象的一段故事。
西晋初年，文坛活跃许多作家和学者，其中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向秀在思想上推崇老庄，行为也极似庄周，不追求名利，不受当世礼节的约束，崇尚自然。平时只与思想情趣一致的好友饮酒作诗，游山玩水，不大与高官显贵往来。
到了西晋时期，为《庄子》一书作注释的已有十几家，但向秀读了以后都不十分满意，认为远远没有阐发出庄子思想的精粹，只是在语言、章句上做了一些皮毛工作，他有心从思想、韵味上弘扬庄子学说。这个想法被另一个大学者嵇康听说了，嵇康不同意向秀的做法。他对向秀说：“这部书不需要注解，你的作法会影响读者领略书中的神趣。”
向秀没有理睬嵇康的意见，埋头注释《庄子》。向秀的注释把庄子的思想表述得十分出色，把以往人们没有发现的妙思奇趣发挥得酣畅淋漓，以致淹没了人们读《庄子》的热潮。可惜向秀的工作没来得及做完，即不幸逝世。向秀病殁之后，有的学者认为，向秀的成果被郭象窃取。
郭象发现向秀还有“秋水”和“至乐”两篇没有完成，“马蹄”一篇没有写好。于是他把全部书稿重新整理一遍，以自己的名义抄出，郭象从此名声大震。
郭象的学问并不差，人很聪明，并且好学，只是人品不敢恭维。他年轻的时候就小有名气。
当时还不曾实行科举制，做官的途径除依靠高贵出身外，惟有通过荐举的一条路可走。因为郭象的名气，州县官征郭象做官。郭象嫌职务低，不肯应征，做出一副清高姿态，每天读书，评论以往的碑文得失。这种表象迷惑了不少人。甚至连相当于宰相的王衍都被他的假象蒙蔽。一次郭象与王衍闲聊，话题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诸子百家，行兵布阵，治乱兴亡，他说得头头是道。王衍本来口才很好，又是一流学者，听了郭象的谈话也禁不住地赞叹说：“听郭象说话，就像山间流下的溪水一样，永不枯竭。”
第三部分：心远地自偏
郭象对人们追求超出世俗而寻求自由的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一些人离群索居，做一个远离社会的遁世者；有的人服丹食药，希望能够羽化成仙；有的人用酒来麻醉自己，体验超脱世俗的洒脱和回复人性自然。郭象认为，这些做法其实都说不上是对人性自然的深刻理解。心灵的自由不在方外，即世俗之外的自然世界；而在方内，即世俗之内的人为世界。只要人们的内心是淡泊无为的，那么世俗的名教并不妨碍他们的逍遥。
人们常说，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隐于庙堂与隐于闹市的隐者，被称作大隐和小隐。末流的隐者才隐于山林。郭象认为，人们把逍遥与淡泊求之于寄情山水，其实是不了解道家的逍遥，犯了“见形而不见神”的通病。圣人虽日理万机于朝廷之上，然其心却能超脱而体验着山林隐士的清静。这就像后来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所描写的“心远地自偏”的境界那样。
这样一种隐于世俗的理论，与郭象名教与自然的看法是分不开的。他对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进行了一种有特色的调和。王弼想说明名教是不必可少的，但名教之于自然，只是末之于本。嵇康则根本抛弃了名教。郭象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其实是一回事，服从名教也就是合于自然。
庄子说过，牛马四足，此乃自然，而穿牛鼻、络马首，则是人为。庄子反对人为对于自然的扭曲和戕害。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却对此进行了改造。他认为，“穿牛鼻，络马首”，固然是人为，然而却并不违背自然。因为牛、马并不推辞而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所以它也就是与自然相冥合的。在郭象看来，牛鼻之所以可以穿，马首之所以可以络，皆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行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君臣上下的等级名分，可以说是都是属于天理自然。因此，人们安于名教也就是安于人的自然本性，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最终协调了起来。
第三部分：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约450—510年），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泌阳羊册镇古城一带）人。18岁时，投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名儒刘献门下求学。
范缜学习勤奋刻苦，学业优良，深得刘献器重；刘献亲自为他举行冠礼，以示优待。其同学多是达官贵人子弟，穿则锦衣，行则车马，而范缜安于布衣草鞋，以步代车。他深入钻研经学，尤其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他性格直爽，敢于发表学问上的独特见解，《梁书》说他“好危言高论”，引起贵族子弟的敌视和疏远。26岁时上书王仆射，陈述改革政见，没有见到回音。范缜报国无门，壮志难酬，29岁已白发皤然，曾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南朝齐建元元年（479年），范缜刚开始当上了主簿，后来一直做到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齐与魏和亲，相邀有才学的人来往，范缜及从弟范云、内弟萧琛、琅琊人颜幼明、河东人裴昭明相继以“行人”的身份出访北朝魏，他们都名扬邻国。
建武元年（494年）他升官做了领军长史，后出任宜都（今湖北枝城市）太守。当时迷信盛行，范缜下令废止祭祀神庙，劝民不信鬼神。永元二年（500年）萧衍起兵向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进军，路过南州，遇范缜，因与衍同为“西邸”旧友，故衍称帝后，任范缜为晋安（今福州）太守。梁天监三年（504年）被调回建康。按当时常情，地方官吏调进京师必拜朝迁大臣，而范缜却只拜见了已废为平民的前任尚书令王亮。其不趋炎附势的态度可见一斑。范缜因未获得卿相之位而常怏怏不快，和王亮的过从更加密切，后竟因此被贬到广州。
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却一直声称根本没有佛。萧子良质问范缜说：“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到：“人之生臂如一树花，……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一席话说得箫子良张口结舌。
为说服信佛者，范缜作《神灭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神灭论》以“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由形派生、形和神就像‘刀刃’和刀刃的‘锋利’一样不能分开的理论，批判了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贫富在天的宿命论观点。他的见解轰动全国。萧子良看辩不过范缜，就用功名利禄收买，遭到拒绝。
范缜贬于广州数年，调回京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范缜一生有许多著作，《梁书》谓有十卷，现存有《神灭论》、《答曹舍人》两篇。《梁书》、《南史》均有其传。
第三部分：花落在玉床还是粪坑？
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其所处的时代，佛教在中国盛行。当时的竟陵王萧子良非常信奉佛教，到处邀请著名的大和尚来宣讲佛教的道理，有时候还亲自给大和尚们捐献粮食，供应茶水。民间的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有失身份。当时，范缜在萧子良门下做食客，常在旁说些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话，因此，萧子良很恼恨范缜。
一天萧子良坐在后院赏花饮酒，看见范镇在一旁，就嘲笑说：“你不是不信因果报应吗？那为什么世间有富贵贫贱之分呢？”范缜指着前面一树花说：“人生犹如这树枝上的花，同在一枝一蒂上生长，疾风吹来，随风飘转，有的穿过帘子帷幕落到玉床坐席上，有的掠过篱笆矮墙掉进粪坑里面。落在玉床坐席上的就是殿下您，掉进粪坑里的就是下官我。富贵贫贱虽然如此悬殊，可是因果报应究竟在哪里呢？”
萧子良无言可对，又不能压服范缜，心里更加忌恨范缜。
第四部分文学家、哲学家韩愈
唐代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将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