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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嵇康到汲郡共北山中采药，遇到一名叫孙登的隐者。嵇康久闻孙登之名，想同他谈上几句，可是孙登却默然相对。快要离开时，嵇康又问孙登：“我们快要告别了。先生难道没有什么可以指教我吗？”孙登见推辞不过，才慢条斯理地说：“你才多识寡，难立于当今之世啊！”说完便匆匆走了。
景元年间，钟会当上司隶校尉，对嵇康一直怀恨在心，便设计对他加以陷害。钟会先是诬说吕安调戏其兄吕异的妻子，说他淫秽不孝。吕安与嵇康素为好友，便请嵇康为他作证，嵇康不忍负心卖友，因此受到牵连。钟会抓住此事，借题发挥，向魏文帝献策：“嵇康打算帮助母丘俭谋反，多亏山涛没听他的，他才没有行动。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因为他们危害社会，扰乱教化，因此圣人要杀掉他们。现在嵇康、吕安言论放荡，非议圣人的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借这件事清除他们，以纯正社会风气。”文帝听信了钟会的话，便把嵇康逮捕入狱。嵇康身遭横祸，心里悲愤，于是写了首《悲愤诗》。他在诗中写道：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
在嵇康临当就刑的时候，三千名太学生拜嵇康为师，并向司马政权请愿，可是嵇康终不能幸免于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嵇康从容不迫，脸不改色。他看一眼日影，叫人们要来一张琴，然后轻轻地弹起《广陵散》这首曲来。弹罢琴弦，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当年袁教尼想跟我学《广陵散》，我常常嘲笑奚落他。如今，《广陵散》从此绝传了！”
这首《广陵散》从何来呢？原来，稽康曾游学于洛西，夜宿在华阳亭，一个人悄悄地抱琴而弹。夜分，忽外面有客人求见，自称古人，于是两人共谈音律，言辞很动听。那人要过琴，弹了一首曲，声调非常优美，简直无可比拟，这就是《广陵散》。然后，客人又把这支曲传给嵇康，要他发誓不再传给别人。客人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字。
弹完《广陵散》，嵇康便平静地就刑了。
第三部分：少年奇才，锋芒毕露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也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学思想，作了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侍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圣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为一体。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何晏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何晏很器重他，并推荐他做了一个台郎。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在世俗的为人处世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十年，他把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陨灭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贵无论
王弼认为，天地万物有一个统一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无；无本身无形无象、不可名状，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是一切有形有象，可以名状的具体事物都根据它才能成立，所以无就是终极根本。他也把这个根本称为“道”。无本来无形无象、不可言说，但是因为一切事物都要经过它才能生存，所以把它比喻为道。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本是无形无名的道，王弼则进一步把道的含义直接解释为无，认为事物的产生以及事物功能的实现都是由它决定的，因此它是万物宗主：“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万物之宗”就是统摄万物、决定万物、产生万物的终极实在。
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无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并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说明有和无的关系。“观其所由，寻其所归”，凡事都应“举本统末”，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根本或宗主。就天地万物来说，大千世界的万物不同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根本和更原始的宗主，那就是无，它决定了万有的存在。万物以“有”的方式生存，而“有”既开始于无又依赖于无，因而“无”就是万物的根本。
以无为本的思想表现于人类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治理，那礼仪制度，甚至仁义原则，也都是有，因为它们都要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产生礼仪制度的东西，那仁义背后的东西，是无。这个无，也就是人们的心，特别指制定礼仪、规定仁义的原则的圣人和贤者的心。
概括起来，无是无形无象甚至连名称也没有的存在，有就是有形有象或有名可称的存在。无是有的根本，有是无产生出来的。无就好比是母亲，有就好比是子女；无就好比是根本，有就好比是枝叶。要把握住有，要将有做得好，必须首先把握住无；把握住无，就能把握住有，把有做好。这是王弼对世界深刻的观察，也是王弼对当时儒学过于重视礼仪制度，反而不能很好地贯彻礼仪制度的反应。
王弼用这样的观点看待《老子》一书，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可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崇本息末。即重视根本，让枝叶茂盛。这个根本，就是无，也就是道。道是无形无象又无名的存在，但它是有形有象有名的东西的母亲。掌握了道，一切有形的事情才能办得好。
第三部分：“崇有”的裴頠
裴頠（公元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在山西）人。其父裴秀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他本人做过国子祭酒、尚书仆射等官，后死于“八王之乱”。政治上他主张举贤任能，选拔优秀的寒门知识分子做官，反对只重门弟，不问才德的社会风习。他对一班清谈家“口谈浮虚，不遵礼法”的习气很是不满，他的主要著作是《崇有论》。
裴頠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他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同时他又认为，“无”是“有”的丧失和转化。
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