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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桀骜不逊的嵇康
嵇康，字叔夜，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死于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活了40岁。他在魏做过中散大夫，故称他嵇中散。他好学不倦，无师自通，喜欢老聃和庄周的著作，不涉猎儒家经典。他有奇才绝巧，好弹琴，喜吟诗，是哲学家、音乐家和诗人。同时又是有风仪的美男子，做了沛王曹林（曹操的儿子）的孙女婿。他性情刚烈，又爱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人。
嵇康的朋友吕安被人诬告下狱，嵇康挺身而出，为吕安辩护。这时，嵇康的仇人钟会趁机和吕安相勾结，合谋陷害嵇康。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说嵇康言论放荡，非儒家经典，这是帝王所不容忍的事情，必须杀掉嵇康。嵇康在狱中时，京都的三千太学生为他请愿，豪绅们也设法营救，但都没有成功。嵇康自知不合时宜，所以对死亡并不恐惧。临刑前，他举目望天，月色尚早，便索琴而弹。
嵇康一生不爱做官。在他25岁那年，即公元249年，野心家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害了曹爽、何晏，抄斩八族，控制了曹魏政权。一身正义的嵇康退出政界，拒绝为司马氏效劳。
他隐居乡村，和别人一起打铁，一起灌浇菜园，吟诗弹琴，游乐饮酒。“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他和阮籍、山巨源、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结为朋友，经常聚集在乡间竹林之中，开怀畅饮，促膝倾谈。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被称为“竹林七贤”。
他不愿意在司马昭手下做官，说了七条不愿做官的理由：我喜欢睡懒觉，做官以后公务繁忙，懒觉睡不成了，差役天天要催我早起；我喜欢独自弹琴漫步，或者射鸟钓鱼，观赏野外风光，做官以后使卒随身，行动极不自由；当了官天天坐办公室，端端正正地坐着，腿发麻也不许摇动，我身上的虱子多，痒起来了那可没有办法；当官的人事情多，要逢场作戏，要到处应酬，我偏偏又不喜欢这些俗套；我不喜欢吊丧，而人情世俗对此又极为重视，我很容易被人怨恨，遭到中伤；我虽然经常警惕和责备自己的缺点毛病，但是我的本性终究不能改变；我本想抑制本心（不喜欢和俗人共事）去随顺世俗，可是违背本心又感到痛苦，即使是勉强去违背本心吧，那也很难不表露出自己的本性。以上是从个人的喜好和习惯方面来论说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
另外，他还说自己思想上喜欢非难统治者推荐的“圣人”，为世教（指当时提倡的儒教）所不容，这就不可以为官。更何况，自己的性格直爽，疾恶如仇，遇事便发作。嵇康处在黑暗的年代，对功名富贵看得很轻，好似过眼烟云一样。他反对野心家的“有为”，也反对山巨源不顾廉耻而卖身投靠的“有为”，而主张“无为”的政治和“无为”的人生。他自己决心忘掉荣华，“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过那种“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第三部分：同床异梦，知音难觅
竹林七贤中有一个琴痴，他就是嵇康嵇中散。
开始时，七人不满或不服司马集团的专制统治，相邀而游于竹林，然而却也是各有自己的打算。表面的知音最终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境界和志向的差异。这里唯独嵇康是个彻底的革命派。有个人很是崇拜嵇康，当他做了高官之后，来看望嵇康，嵇康却照样在那里打铁，不理睬人家，末了还讥讽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而去？”搞得人家记恨在心，结果被无端送进死牢。
已经投降了的昔日“知音”，曾经和他一块在竹林吃酒划拳的山涛山巨源，受指派来劝他也屈一屈腿，他干脆来个《与山居源绝交书》，算是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其中有句话说“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表明和山涛当初的交往，是一场误会，大家一时看走了眼，这个知己，拉倒不算数。
七贤之中，落此下场的只有嵇康一人；而在六个“知音”中对他的遭遇表示出真正深切同情的，不过阮籍一人而已，阮籍也是个腿软的家伙，时势之下也不得不屈了身，不过好歹也作过一篇追念昔日知己的文字。便是清远如七贤，也不过如此而已！看来知音确是难觅了。
嵇中散也是好鼓琴的。据说有一回夜里烛自鼓琴，有个鬼，闻音进屋来，不断地变着怪形，惹得中散不高兴了，把琴一拍，把烛吹灭了，并摔了一句“耻与魑魅争光也”，琴只为知音而抚，大概他是嫌那鬼不够听琴的份儿，搞得鬼都不好意思，扭头跑了。
还有一次也是夜里操琴，听到空中有人说话，他便呼与相见，那个人便露出原形，竟是宋景公时的寇先生。寇先生生前善琴，后为景公所杀，不料这时却冒出来了。寇以手持其头，和中散共论音声，因此，教授他以《广陵散》。中散被处以极刑，临刑前鼓琴一曲，弹的就是这首《广陵散》。他神情自若地弹完之后，把琴一摔，叹了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琴弦断了，曲子也和他一起入了坟墓。
第三部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纯任自然本性。他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神虚静，他的内心就没有什么要追求争夺的；如果思想豁达，他的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束缚。内心无求无争，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约束而听任自然；情感不受欲望宰制，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嵇康的意思是要说明人应当淡泊名利，不为名教所拘束，不受虚假的荣华富贵所引诱，而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实感去生活。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人。他说他自己在性格上有两条特别为世人所不容的，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尽管他自知为世人所不容，但还是我行我素，不曾为了迎合名教的规范而扭曲自己的本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越名任心呢？嵇康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公私之分。公私的表现在于“显情”和“匿情”。一个人虽然行的是善事，但是他行善的思想情感都不公开，却被隐藏起来，这就叫“匿情”，这些人还是有私。有些人虽然有“矜尚”、“违道”等缺点。但是，如果他的思想感情都是公开的，都不被隐蔽，这就叫“显情”，这些人还是有公。嵇康认为，这样讲，对于有善行的人和有缺失的人都有好处。有善行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不隐匿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变得公正；有缺失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公正发展。这样，便可以使善人进一步为善，恶人也得到挽救和勉励。
一个人在生活处事中，不隐匿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叫做“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就是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任自然”。任自然必定是公正的，因为这是“显情”，显情是公。想怎么说而不说，想怎么行而不行，那就是不任自然，不任自然是“匿情”，一定是非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般人所注意的是非，并不是应该注意的；一般人认为是私的，并不是私的；能够实现这八个字，就可以“寄胸怀于八荒，望坦荡于永日”，这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嵇康对名教的批判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他生活在司马懿父子当权时期，司马氏明明要篡夺曹魏的政权，却声言什么以孝治天下，把虚伪的名教当做政治阴谋的工具。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政治上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在思想上对虚伪的名教进行尖锐的抨击，他“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正是对司马氏篡权阴谋的嘲讽。嵇康的言行妨碍了司马氏的篡权阴谋，于是他的不拘礼教、崇尚自然，在当权者眼里就成了“轻时傲世”和“有败于俗”，结果司马氏集团残暴地将他杀害了。
第三部分：只要你高兴，音乐都是欢快的
这是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的主张。他认为，五音、五色、五行以及天地万物，都是客观的存在。五音有好听的，有不好听的，就好比各种气味，有好闻的，有不好闻的。无论声音的好听不好听，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无论社会上的秩序是太平的还是混乱的，都不能叫它改变。人的主观上的爱好与憎恶，悲哀和欢乐都不能改变它们自己的规律。
有些人所以听到音乐而感到悲哀，这是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悲哀。在音乐和声的震动下，心里有哀的人会觉得更加悲哀；心里有乐的人会觉得更加快乐。嵇康进一步举例说：“一个人是个贤人，我心里喜欢他；另一个人是个愚人，我心里憎恶他。贤愚的性质是属于那两个人的，是在外的；爱恶的情感是属我的，是在内的。同理，音乐的好坏是属于音乐的，是在外的；悲哀是我的感情，是属于我的，是在内的。因此，音乐只有好坏，并无哀乐之名。”
音乐确实能感动人，但不能因此就以为音乐有哀乐。音乐的主要性质就是和，比如酒的性质是甘苦。有人听了音乐觉得悲哀，有人听了觉得喜欢，就好比有人喝醉酒就发怒，有人喝醉了就狂欢。就这一方面说，音乐是无常的，但不能因此就说音乐哀乐。
第三部分：刑场上的琴声
有一年，嵇康到汲郡共北山中采药，遇到一名叫孙登的隐者。嵇康久闻孙登之名，想同他谈上几句，可是孙登却默然相对。快要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