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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孔子曾经说过，上层人是智慧的，下层人是愚昧的，这种状况是无法改变的。王充认为，这说明孔子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
董仲舒继承荀子的主张，认为只有本来的状况、不经过教育就具有的东西，才是人的本性。因此，孟子的性善说是不对的。这就好比米是从谷子中出来的，但不能把谷子说成就是米。并且人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的，阴的本性是恶，阳的本性是善，所以人的本性也有善有恶。
孟子、荀子都是从社会现象上推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而董仲舒却首先从构成人的身体质料分析人的本性，为中国哲学中的人性学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的人性理论，都要首先分析构成人的身体的质料，然后推论本性的善恶。
不过，董仲舒说的仅仅是普遍人的本性。他认为，圣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有一种坏人，他们的本性是恶的。这样，他就把人分为三类，而人的本性也就有了三类。这就是性三品说的基础。那么，圣人和坏人的身体不也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吗？董仲舒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
董仲舒以后，王充明确指出：本性有善有恶，是指一般人的本性；孟子说的性善，是上等人的本性；荀子说的性恶是下等人的本性，从而更加明确了人性分为三等。到唐朝，韩愈作《原性》，正式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即上中下三等，从而完善了性三品说。韩愈的性三品说也认为，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条，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上品的人，有一条做得很好，其他四条也能做到；中品的人，有一条做得较差，其他四条则勉强可以；下品的人，对其中的一条会完全做不到，其他四条也常常违背。教育可以使中品的人变好，但无法改变下品人的行为。
第三部分：都是“天人感应”惹的祸
董仲舒在江都王刘非那里度过了6年。刘非没有多少文化，又非常迷信，而董仲舒所学的《春秋》又是专门讲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因此，刘非对董仲舒刮目相看，时常向他请教。
江都一带时常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刘非极为头痛，毫无办法。董仲舒到那以后，一面嘱咐各郡、县用儒家仁义道德去教化农民，一面又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用武力镇压。这样双管齐下，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从而博得了刘非欢心，使刘非对他更为敬重。
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又发生了火灾。正在家里养病的董仲舒听到这两件事，心里惴惴不安，连忙抱病给汉武帝写了一份奏章，大谈“天人感应”，说汉高祖庙园失火，是天对当时政治不满，有意降祸人间。他的草稿刚写好，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看他。主父偃也是个精通孔孟学说的人，他当了官后，便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平时与董仲舒也不合，于是便把董仲舒的草稿送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发雷霆，召集使臣商讨对付的办法。当时，董仲舒有个弟子叫吕步舒，也参加了讨论。他不知道这份奏章是自己老师写的，因此慷慨陈词，要求杀掉写奏章的人。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吕步舒知道了真相，百般营救，董仲舒才出了狱。此后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起用。
第三部分：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从小就读过《诗》、《书》、《易》、《孝经》、《论语》等书，曾经专心致志地研究过孔子所编的《春秋》，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非常崇敬。为了领会孔子儒家思想，他特地拜公羊派儒生子寿为师，花了好几年功夫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决心把儒家思想系统化。
到了汉景帝执政的时候，董仲舒经过苦心钻研，终于达到了“专精于述古”的程度，当上了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可是，那时他还没有得到汉景帝的重视。于是，他写了一篇《士不遇赋》，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呜呼嗟乎！……时来何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从此，他不再出家门，整天坐在家里，专心致志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说。他屋后有个园子，虽不算很大，但景色却颇有别致。园内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冬秋不衰，春夏尤艳。还有那曲径小道，幽雅清逸。为了领会《春秋》中的微言大意，他狠下心来，刻苦攻读，三年不进园子一步，甚至眼睛也不朝园子望一望。成年累月地读书，连阳光也不见，他变得面黄肌瘦，呼吸短促，还得了肺病。经过整整三年的闭门苦读，他终于精通了《春秋》，成了闻名一时的鸿儒。每当有客人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三皇五帝、尧舜汤武。士大夫们都称赞他“专精于述古”。
那时候，当了博士就可以自己招收学生。为了扩大名声，传播儒学，他不辞劳苦地筹办起一间学堂来。学堂就设在他家里。他在家里挂起帷幔，便在那讲起课来。当时，许多人听说董仲舒要招收徒弟，都纷纷赶来就学。于是，小小的学堂，门庭若市，热闹非常。他的学生前后有几百人，其中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由这些学生又转相传授，因此，董仲舒的声誉也逐渐提高起来。
第三部分：无神论斗士王充
王充，字仲任，东汉上虞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巨著《论衡》。全书八十五篇，共二十余万字，内容涉猎天文、物理、史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人合一”的欺骗性。他还抨击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邪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小时候不但聪明而且用功。6岁开始识字读书，8岁被送入本乡私塾。20岁时，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他还感到不满足，就用课余时间读各种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遍了，又去街市的店铺里找书来读。王充读书十分认真，记忆力又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就这样，他的知识越来越多。
因为王充对朝廷的腐败看不惯，所以不做官，一生大都在家里写书。
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当时有些人讲这么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这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而王充批驳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会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部分：龙种与杂种
王充还根据元气自然论批判谶纬迷信的种种荒谬说法，提出了否定鬼神迷信的无神论观点。为了把帝王加以神化，谶纬迷信往往把帝王说成是人与异物交感的产物，例如尧被说成是尧母与赤龙交感而生，刘邦被说成是刘母梦中与龙交感而生，等等。王充指出，只有同类的东西之间才能交感施气，可是龙与人不同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龙其实不过是兽类，把帝王说成是龙种，那就等于把帝王说成是禽兽生成的杂种。
他认为，天道自然，风雨变化自有其时，企图通过祭祀来改变天气是徒劳无益的；对祖先的祭祀只是怀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并不是说通过祭祀就真的可以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因此，用祭祀求助于鬼神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解除篇》）
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有知、能害人。王充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人和物是一样的，既然物死之后不能变成鬼，那么人死之后也不能变为鬼。他又用精神依赖于形体（身体）的关系说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又为鬼？”（同上）就是说人死之后精气消失，形体腐朽，精神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有知之鬼？既然鬼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自然也没有所谓鬼能害人之事。最后，他指出，鬼的观念完全是由于人的疾病所导致的幻想，说人有病的时候就容易恐惧，“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所谓活见鬼不过是这样一种“虚见”而已。
王充用细微无形的元气说明万物的构成，和以往人们把某种有形的物质形态作为万物本源的世界观相比，在理论上更为圆通。他的元气自然论为后来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