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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博士名淳于越的上前反驳道，我听说商朝和周朝的统治都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叶和辅佐。现在我们却实行郡县，子弟们都和平民差不多。假如有人要篡夺中央政权，如何互相救援。统治一个国家而不效法古人，这样的统治就不会长久。可是周青臣却当面阿谀奉承，这是要加重皇帝您的过错，不是忠臣的行为。
秦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交给臣子们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从古以来，历代的政策都不相同，但都能把国家治好。不是他们要故意相反，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皇帝创立了这么大的功业，愚蠢的儒生们是不能理解的。淳于越讲的是古代的情况，怎可作为今天的榜样！过去诸侯们互相战争，都用丰厚的礼物招聘到处奔走、谋求做官的学者。现在天下统一了，百姓们应当人人把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事业，士人们应当好好学习国家的法令。但这些儒生们却要学习古代的东西，诽谤今天的政策，迷惑百姓。我认为，战争期间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会使人根据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国家的统一号令，他们互相吹捧，到处发表诽谤言论，如果不加禁止，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威。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严厉禁止。因此建议，第一，焚毁民间的《诗经》、《尚书》及学者们的专著，国家收藏的保留；第二，保留医药、占卜和种树之类的书籍；第三，有愿意学习法令的，向官吏学习。
这次焚书执行得相当严厉，沉重打击了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经过这次焚毁，儒学的书籍虽然在民间几乎绝迹，但国家还保留着。然而秦朝末年，项羽带兵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并且焚毁了秦朝的宫殿，这一次，国家的藏书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终使许多儒学书籍失传。
第三部分：九方皋相马
有一次，秦穆公请伯乐推荐相马的人才，伯乐极力推荐九方皋，说他的相马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九方皋拜见秦穆公后，就开始奉命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向秦穆公报告说：“千里马已经找到了，在遥远的沙丘地方。”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使者去取千里马，使者报告说，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马。秦穆公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把伯乐召来，责备他说：“你推荐的九方皋根本不是相马的高手，他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么会找到千里马呢？”伯乐听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九方皋相马达到了这样专精的程度。他相马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观察过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马应该具备的那些条件，而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马的毛色、公母这样无关紧要的细节。九方皋真正是相马的天才，远远超过了我。”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将信将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马取回来一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千里马。
世界上的事物丰富多样，而每一个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又依据不同条件，表现出多种形态。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应该做的是分清主次，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就像相马，所谓千里马指的是在奔跑的速度、耐力上表现突出的马，这才是相马者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在相马行为中，最先引起相马者注意的往往是马的毛色、公母这些表面现象，但马的毛色、公母与它是否是千里马并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九方皋在相马过程中，忽视次要的因素，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去抓住千里马的根本特征。应该说，九方皋的确是相马的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高手。而秦穆公及其使者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注重外在形式，一听到马的毛色、公母不对，就责怪九方皋不懂相马。
第三部分：周公和王莽的忠与奸
周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病危时，周公曾向天祈祷，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将周公所写的祈祷书装进了金属匣子里。周武王去世，即委托周公辅助年幼的周成王总理朝政。周公在辅助周成王执政期间，制礼作乐，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却对周公的行为产生怀疑，认为周公有篡夺王位的嫌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盲目附和，一时间流言四起，年幼的周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天降大雨，把王室装档案的金属匣子吹开，露出了以前周公所写的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的祈祷书，周成王这才相信周公是忠臣。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在当时，他的家世显赫，叔伯、兄弟、子侄中被封为公、侯的有几十个，大多依仗权势，骄奢淫逸。王莽和他的那些亲属大不相同，能够刻苦自励，自己及家人生活十分朴素，却广泛交接贤良，扶危济贫。并且，王莽的官做得越大，行事越谨慎，对待自己的家人管教得也更严，对待有才有德的贤良之士也越谦恭。王莽这些道德行为为他博取了极大的名声。由于得到皇帝及士大夫们的赞赏，王莽的官阶越来越高，从大司马、安汉公一直做到“摄皇帝”，即代理皇帝，这应该说是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空前绝后的礼遇了。但王莽还不满足，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新朝”来取代了汉王朝，做了真皇帝。这对于汉家的帝位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可是，当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谁会想到他后来的背逆行为呢？
由周公、王莽的忠诚与奸诈可以看出，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特别是认识人类社会复杂的事物现象时，应该全面、长期地加以考察，而不能被一时一地的假象迷惑。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于认识的复杂性、长期性早有深刻体会，《吕氏春秋·季春纪·论人》中就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等观察各类人物的方法。
第三部分：纸上谈兵
赵括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曾经率兵大败秦军，立下赫赫战功，与当时的赵国名臣廉颇、蔺相如齐名。赵括是将门之后，从小熟读兵书战策，十分自负，认为天下无人能及。他曾经与自己的父亲赵奢谈论兵事，口若悬河，把赵奢都难倒了。但赵奢认为，赵括并不真正懂得战争。赵括的母亲问丈夫为什么这样说，赵奢回答说：“战争，是把人放到死亡之地的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而赵括却把它看得很轻易，这种离开实际行为的空话危害太大了。赵国可千万不要因为赵括有些死学问就用他为将，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那真是大不幸的事情。”
公元前262年，秦国趁着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刚即位的机会，出兵攻打赵国。赵国派遣大将廉颇带兵抗击秦军，秦、赵两国的军队在长平对阵了好几年，秦军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秦国知道廉颇不好对付，就使出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军最怕的人是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听说后，就委任赵括为大将，取代廉颇率领赵军抗击秦军。蔺相如不同意这个委任，他对赵孝成王说：“大王实在不应该听信虚名而任用赵括。赵括只会死读他父亲传下来的兵书，虽然有些书本知识，但他没经历过带兵打仗的实践，不知道应时变化，让他当大将抗击秦军，这可不行。”赵括的母亲也不同意任命赵括为大将，她劝谏赵孝成王说：“赵括只知道纸上谈兵，没法跟他的父亲比，也远不如大将廉颇，让他带兵打仗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但赵孝成王迷惑于赵括的学识，听不进蔺相如与赵括母亲的忠告。
赵括上任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部署军队，改变了廉颇原来制定的那些符合实际的做法。秦军大将白起听说赵括为将，就派出骑兵骚扰赵军，秦军假装失败逃跑引诱赵军追赶，赵括不知是计，中了秦军的埋伏，赵军被秦军分割成两部分，后勤补给也被掐断，军心大乱。被困40多天后，赵军已无粮草，赵括亲自带兵冒险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死，赵军也全军溃败，几十万投降的赵军俘虏被秦军全部活埋。整个战役，赵国丧失了约45万精锐军队，也因此差点亡国。
赵括纸上谈兵，惨败于长平，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反省。在知行关系上，应该说，行比知更根本、更重要，行动的成功比起知识的掌握对人的要求也更高，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赵括为反面教员，杜绝纸上谈兵，在自己的实际工作、生活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发展自己的知识。
第三部分：烛火中的哲学
在中国的两汉之际，也即公元纪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跨越前后汉的著名学者桓谭，有一天去拜访他曾经做过县令的朋友杜房。
杜房此时正在研读《老子》，名气不小的同乡桓谭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有问题需要讨教：“老子用恬淡无为的方法养生，活了几百岁，现在照他的办法调养，是否也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新论》）桓谭见室中有一颗大麻烛，垂下的烛泪差不多有一尺长，遂就此取喻说：“人的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就像这火与麻烛的关系一样，如果能适时予以照应，该麻烛是同时俱尽。人之衰老也是这样，齿落发白，肌肉枯干，人的精神是不可能使它重新润泽起来的，最终必然是气绝而死。”
桓谭返家后，对他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继续进行了思考。夜里，他酌酒自饮，燃烧的麻烛，忽见其只燃烧了一半便快要熄灭了。原来，是一侧烛皮剥落，火接续不上。于是，他转动了一下烛体，使火顺燃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