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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墨子这种兼爱思想与西方文化作对照，就会发现西方的“博爱”可以说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最好对译，而且，墨家的“兼爱”还脱去了西方“博爱”的宗教色彩。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兼爱”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它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人的自私之心，但是，如何才能处理好利己与利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的矛盾呢？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再说，关怀和爱护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会获得身心愉悦的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兼爱”作为做人的原则之一呢？
第二部分止楚攻宋
公元前5世纪，位于长江中游一带的诸侯国———楚国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在它北部的宋国是个地小人寡的诸侯小国。楚国国君请巧匠公输盘设计制造了攻城用的新式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翟当时得知这个信息以后，便不畏风霜劳苦，步行十日十夜，从北方黄河流域的下游千里迢迢来到南方的楚国，见到了楚王。
墨翟善于辞令，乍然提出一种怪现象请楚王回答。他问：“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想去窃取邻人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不穿，想去窃取邻人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梁肉不吃，想去窃取邻人的糟糠恶食———你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必然是盗窃成性的人。”接下去，墨翟就很不客气，指出楚王去攻打宋国是以大凌小，以强欺弱，就像那个盗窃成性的盗贼一样，去窃取邻国的破车、粗衣、恶食，属于不义的行为。
楚王被墨翟的道义折服了，无言以对。但他仍不打消攻宋的念头，说公输盘已经为他造了云梯，不可不用。这时墨子在楚王面前把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来围作城墙，用筷子作为守城的武器，演习怎样攻城，怎样守城。他守城，让公输盘来攻城。经过九次的攻和守，以公输盘的失败而告终。公输盘技穷，自知无法对付墨翟，便想杀掉他。聪明的墨翟看到了杀机，便坦然地说：“杀了我没有关系，我的三百学生已守卫在宋国的城墙上，我虽然死了，但我的一套守城方法还存在。”楚王自知攻宋不可能取得胜利，无可奈何地说：“你讲得对呀，我就不攻宋吧！”
这就是著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
墨翟出生晚于孔子。论出身，他不像孔子那样高贵，自己承认是“贱人”，但他“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庶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下层劳动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了解较多。墨子说民有三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由于来自社会下层，他的思想和学说体现着庶民的要求和愿望，可以说，他是庶民利益的代言人。
继孔子之后，墨翟又是一位私人办学的大师，他的学生“充满天下”。墨子原是宋国人，司马迁说他是“宋之大夫”，后来长期在鲁国居住。他曾在鲁国跟着儒门弟子求学，后来他讨厌儒学，认为儒家的礼法太繁琐，“厚葬靡财而贫民”，父母死了长期守孝实在“伤生而害事”，于是抛弃了儒学，另立墨家学派，成为墨家的创始人。在当时，墨家学说也是“显学”，与儒学抗衡。墨家学派是组织严密的学术团体，代代相传，推举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作为这个团体的领袖，叫做“巨子”；而墨翟是第一代“巨子”。
第二部分墨子的“乌托邦”
墨子说，在上古时代，还没有国家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种意见，十个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意见越杂，由于互不服从，必然引起争端，甚至互相残杀。这样，人类就会重新沦为禽兽。人们知道了混乱是由没有首领引起的。于是便推选出天下最贤明的人立为天子。天子需要辅佐，便选择贤明的人立为三公。又因为国家版图辽阔，远方不易统治，因而划分万国，分封诸侯。自此以下，诸侯选立乡长，乡长选立里长，建立起整齐完备的官制系统。从里长到天子，在他们各自统辖的范围内都是最有仁德的人。官吏齐备之后，天子就向百姓发布命令说：如果听到了好或者不好的言行，都告诉上级；上级赞同的必定赞同，上级反对的必定反对；劝谏上级的过失，表扬下面的好事；绝对同官吏保持一致，不私下勾结抗上，对于这样的人，上级要奖赏，百姓要称赞。否则上级要处罚，百姓要指责。建立了这个赏罚制度后，各级官吏都要认真执行。里长要统一一里的思想，然后率领他的百姓，效法乡长的“善言善行”，听从乡长的命令；乡长要统一一乡的思想，听从国君的命令；国君要统一全国的思想，听从天子的命令。最后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这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哪里还会有混乱？
这就是墨子的“尚同”思想。
墨子认为，大家不但要上同于天子，最后还必须上同于天，必须顺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要用凄风苦雨等自然灾害来惩罚人们。墨子认为天意是让人互爱互利的。所以，他的“尚同”实际上是要所有的人都来信仰“兼爱”、“非攻”等学说。
墨子的“尚同”是以“尚贤”为基础的，他的思路和逻辑简单说来是这样的：推选出大小不等的贤人仁人担任各级官吏，大家服从官吏的统治，也就是服从贤人仁人的管理。思想统一于仁义，天下就会在仁义的基础上实现“大同”。墨子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不能任用贤能的人，各级官吏不符合“仁人”的标准，结果导致了民心的涣散。从批判现实这个角度来说，“尚同”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第二部分节用，节葬，非乐
春秋战国时代，有不少思想家提倡节俭，其中，要以墨子的节俭观点最为彻底。墨子不但劝告当政者要节省开支、从俭办理丧事，甚至提出要废除音乐。他认为一定要节俭到不能再节俭才行。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一时冲动，故作惊人之语，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来的。
在墨子生活的时代，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文化事业也相应地迅猛发展起来。财富的增加刺激了统治阶级的贪婪本性，他们愈益残暴地搜刮掠夺，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毫无节制地放纵私欲，劳动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墨子曾经着力描写了当时统治者荒淫奢侈的生活：他们建造的宫室台榭，回环曲折，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他们穿的衣服，冬天轻暖，夏天清凉，上面绣着美丽的图案；他们吃饭时要摆上几十件几百件器皿，吃不尽的山珍海味，尝不完的美酒佳肴；吃剩的饭菜，冬天冻成冰块，夏天腐臭变质；他们乘坐的车船，不但轻便坚固，而且装饰得五颜六色；他们还抢掠民间女子充入后宫，多者数千人，少者也有数百人；他们命令庞大的宫廷乐队“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演奏时兴的音乐。不但如此，统治者为了永远过这种豪华的生活，死后还要套上层层衣服，装进重重棺椁，放上种种贵重的陪葬品，埋在丘山般的坟堆里。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统治阶级的美酒，实际上是由劳动群众的眼泪和鲜血酿成的；统治者的欢乐，是用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代价的。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墨子看到这一切，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于是他提出了“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
墨子说，在上古的时候，人们不懂得建造房屋，或者住在高丘上，或者住在洞穴里，又透风，又潮湿，对身体很有伤害。于是，圣人就创造了修筑宫室的技术。这时，只要房子能避潮气，能挡风寒，能遮雨雪，就足够了。和盖房一样，圣人发明纺织，制造衣服，只要求能够御寒遮体；圣人发明耕作播种、生产粮食，只要求能够吃饱充饥；圣人发明舟车，只要求能够任重致远。凡是浪费财力，不能带来更大利益的事情，圣人是不干的，由于圣人讲究节用，所以社会上物质充足、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呈现出一片大治的景象。可是，现在的统治者一味放纵私欲，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富足和豪华，大大超出了实用的范围。当政者挥霍浪费，毫无节制，下面的人就会群起效法，于是风俗变得浇薄，社会日益混乱。因此，统治者要想治理天下，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纳妾）五方面一定要节制。
第二部分强力胜天命
墨子反对儒家的天命观，注重人力的作用，认为人可以以强力战胜天命。社会政治的好坏，在他看来与天命无关，而在于人为。桀纣与汤武，一治一乱，“此世未易，民未渝（变），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非命上》）。不是命，而是统治者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治乱兴衰。故敬畏天命是无益的，所谓“命”的概念，实乃“暴王所作”（《非命下》），是统治者用来迷惑民众的。墨子遂提出了“强力”的概念来与天命抗衡。
墨子认为，人与其他生物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有天生的羽毛蹄爪为衣裳、水草为饮食，故既不用耕稼树艺，又不用纺织，一句话，“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但是，人却与此不同：“不与此异者也，赖其力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人是以“力”去证明自己生存的理由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天命的问题。在这里，所谓“力”，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劳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手段，“不与其劳而获其实”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墨子的强力观不仅要与自然抗争，而且也是对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