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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上来了，隐蔽在树丛中的伪军，果然一阵机枪、排子枪把鬼子打下去了——后来说是打误会了。
当晚9点多钟，1军下山经过这个连的防区时，伪军一枪未放，还说别着急，慢慢走。1军当然感谢不尽，礼尚往来，送给他们一些烟土。
第二天发现1军没了，鬼子莫名其妙，说杨靖宇飞了。
1937年5月，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清原县砬子山上演。听罢歌声，伪军一位寇连长脱掉上衣、帽子，上山谈判。3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热情接待，寇连长当即要求参加抗联。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斋告诉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会遭殃的，只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干什么都能为国家效力。寇连长越发感动，表示他的这个连再也不打抗联，下山后又派人送来1000发子弹。
有老人说，那时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就往伪军的那一面冲，我就冲过两次。伪军真打的不多，大都冲天上放枪。
这种情形，抗联各军几乎都有，特别是1937年以前。
弟兄们！赶快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长官和日本子，带枪到我们抗日兵士方面来，一起打日本子和“满洲国”！
这是1934年3月《民众抗日军告“满”军兵士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初的战场喊话，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能是还没想到这句话，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八成也会被制止，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溥仪、熙洽、张景惠等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张学良也是中国人，能不打吗？
开头缺乏组织、训练，见到伪军心头来气，“亡国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冲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骂，形成对骂，越骂越对立，也就越打越凶。后来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杀死长官和日本子，哗变到红军中来”。把所有的长官，包括上面写到的栗连长、寇连长，都跟日寇画了等号，显然会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发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心理战对自己的杀伤，在某些方面甚至甚于敌人，却是符合“北方会议”后的阶级路线的。
1936年7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给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中说：
走狗军中有许多抱着反日救国的兵士，有许多是强迫征调的兵士，有部分是流氓地痞与投降的山林队义勇军改编的，情形虽然复杂，但是忠实于日贼的总是极少数。下级军官情形虽然不同，同样有反日救国思想与期待，他始终抱着一种错误观念：国民党的口头语——大战起来才行，大战起来再干，现在不干了，抄日本子后路时再干。
伪军的主体是张学良的原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有的还参加过抗战。张学良不抵抗，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了，没指望了，伪军的心态和许多山林队差不多。到哪儿“讨伐”，吃饭了，人家日本子是白生生、香喷喷的大米饭，他们是红了吧唧的、有钱大户通常都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待！”心头都有这话，有时也敢说出来。老百姓和抗联叫他们“满洲兵”是好听的，更多的是“亡国奴”、“投降军”、“汉奸队”、“走狗军”、“满狗”、“满奴”，有的干脆就一个字“狗”，见到伪军就说“狗来了”。对伪警察，则一律称“警察狗子”。一些伪军则自称为“降队”。在打祸害百姓的胡子时，或许能少点儿愧疚，可在抗联这样的队伍面前，他们在道义上是抬不起头的。如果这其中还包括像栗连长这样的中国人，战场上的情形就可能为之改观。
有哗变的，很少。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打不过日本子，和日本子作对是白送死，而且他们也吃不了抗日军那份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尊敬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挺顺耳，觉得这样的队伍不一般，能成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满军不愿与游击队作战，如××伪军中尉，在王家小铺关于钦佩游击队的谈话：“我们作满洲军官，并不是光荣，乃是人生的耻辱，游击队才是中国的男儿呢！”××满军配合人民搜高粱地时，秘密告诉人民：“看见红军也不要报告，谁要报告，我先打死他。”
“满洲兵”痛恨抗日军投降分子，并许多投降分子被杀害和暗害，这是很曲折微妙而又明显的事实。
县委五一的传单印好后叫同志们送到各区去，路遇“满洲国”卡路士兵三十余，搜出传单便把交通同志留下，后来有些士兵询问传单是讲什么的，因为他们都不认得字，于是这个同志便乘机将传单内容向他们解释，并对他做一番鼓动，结果这些士兵大大同情，立即对同志说这样好的东西你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其余的你拿去派发好了。赶紧跑不要耽误公事！
在各地给满洲省委和有关上级的报告中，此类文字不时可见。而像1军歪脖子望山战斗那样，被伪军网开一面、放条生路的事例，各军几乎都经历过。
一听唱歌，知是红军，一些伪军不想与红军作对。还有一种情形，知道红军打仗不要命，打不过，跑了。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若是胡子打街，那就打了，有时知道打不过也得打，老百姓也帮着打。红军不抢不夺，进来就进来呗，老百姓欢迎还来不及呢。
日本战犯、“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946年7月5日的笔供中说：“满洲国建国以来，一部分满军是协助了日本军维持治安进行剿匪的，但其大部分是不足以信赖的。”
不足信赖，也没办法。“小鬼子”，兵力少，不敷分配，不用不行。伪军每连都设有日本指导官，怕哗变，有的晚上就把枪收上来锁上。可又不能逼急了，那样可能真就哗变了，指导官连小命都没了。中国的军阀混战，养活了相当一批兵痞，这些人除了扛枪杆子，别的什么不会干，也不想干。缴械，遣散，他们上山了，那“满洲国”就更不稳当了。
1935年2月，1军1师教导团1连李指导员带十余人，在桓仁县猴石与木奇伪警察署“讨伐队”遭遇。李指导员大喊：俺们是红军，都是中国人，你们打什么？对方停止射击，李指导员以为没事了，正要走，敌人突然开火，当即死伤各一。李指导员也在指挥突围时牺牲。敌人将他和另三位烈士的头割下，扔到山沟里，后来又拿去向日本人请功领赏了。
1937年7月中旬，教导团政委安昌勋，在向敌人喊话时中弹牺牲。
喊唱“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因为还有打中国人的没有中国人味儿的中国人。
第9章 游击战
弱者的强项
1937年7月15日，1军3师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获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兴京巡视防务，即派人连夜将情报送出城去。这时，3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正带一个连30余人在清原南部的三十道河子一带活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晚了一步，公路上两道挺新鲜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它个伏击。
日寇集甲并村，搞“集团部落”（这是日寇对付抗联最毒辣的一招，后面会专门叙述），这一带房屋尽毁，空无一人。3师为了不走漏消息，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5公里左右，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里一座破庙待着。官兵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制高点放上瞭望哨，只等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的福特牌汽车，沿着南边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满世界绿意，车顶一面飘扬的膏药旗，像只恶狼血红的独眼。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夏日葱茏的山野间格外沉闷，在等待中有些昏昏欲睡的官兵立刻兴奋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了，日军跳下车，一个个端着枪，成散兵线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和坂本手执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冈田一挥手哇啦一句，鬼子复又上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官兵隐蔽在岭北路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车速不算快，看得见车上钢盔下的嘴脸了，周建华一声“打”，亲自抱挺歪把子的柳万熙，冲着驾驶室一阵猛打，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东松木岭下硝烟顿起，枪声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分不清个数。司机负伤，汽车歪歪扭扭地停下，并未倾翻。车上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蒙头转向，有的在车上寻找目标，有的跳下车抵抗，有的一枪未放就被击毙。
19个鬼子，只跑掉个被打掉下巴的。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有三个工作班。这种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威胁很大。这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日军哨所。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应战，一边向各处敌人求救。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11时左右，三辆汽车闪着车灯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埋伏在两侧的官兵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车上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日本子来没来？后一车全是。中国人不打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