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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帮李在德家做打糕的两个同学石光信和孙明玉也被捕了，还有几个团员，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宪兵鬼子把他们单独关押，搬来一台留声机，放些哼哼呀呀的情呀爱呀的歌曲，企图软化他们。任是留声机怎么唱，没人为之所动。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被自己人杀死是个什么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之后，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延吉，受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又到敦化、额穆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打成“民生团”杀害。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过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群众和义勇军官兵喊叫起来，说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要闹事的样子。不得已，肃反委员会答应释放金日焕，却又秘密地将他处死了。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长后，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造4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像个什么样子？
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壮的抓心抓肝的呼喊吗？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烂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二十三岁的安徽青年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被罗登贤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
烽火遍地的东满，到处都是种水稻的“高丽屯”。文雅、秀气的特委书记，一看就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特别受人尊敬、爱戴。在田头，在炕头，一只紫黑色烟斗，伸进那个比通常的烟荷包大得多的荷包里舀斗烟，摁实，然后双手敬给上了年纪的老人。若都是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点燃了，吸一口，说声尝尝俺的烟，那只烟斗就在一张张嘴里冒着烟，那庄稼嗑、革命话就尽情唠去吧。
童长荣到东满不久，就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使东满地区反日情绪益发高涨。他非常重视武装斗争，整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创建了红32军东满游击队和十几个根据地。
在领导反“讨伐”战斗中，有一口流利日语的童长荣，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码头送别时妻子的泪水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日本帝国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用日文写的传单，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电线杆子和树干上，压在路上的石头下，对侵略者有种别样的杀伤力。
1934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村）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惟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作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
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冬天屋里暖和，出得门去，空气干冷得滴水成冰，立刻咳嗽不止。冬天又是敌人重要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骨，人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别人没觉得怎么的，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也没觉得奇怪，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