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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早亡国史和反抗史的朝鲜革命者，派系林立，派争不断。用《抗联第一路军略史》中的话说，是“在自己内部各团体间无原则地进行了派别斗争，自残骨肉以至遭受屡次的大损失，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分子被敌检举牺牲”。
1926年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统一了ML派、火曜会派、汉城派、伊尔库茨克派，派系斗争依然不断，又分裂成ML派满洲总局，火曜会派、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以及上海派、汉城派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同盟等三个派别，争斗不息。1928年，共产国际撤销对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承认，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部分原朝共产党员于1930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党务、群运、农运、反帝运动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中说：
高丽党的问题——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有三派，有的有十年的派别历史。成分多半是贫农，但领导的多半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从韩国跑来的，南满是ML派占势力。再，火曜派、京上派，他们基础是好的。我们的办法，认他是共产主义的集团，他们加入中国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主要的：1。要参加中国、韩国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则开出，但不反对派别的斗争。现在火曜派已解散。我们介绍党员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延吉一带有七百多同志，行动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ML集中地，群众对于参加中国革命，反帝是很热烈的要求。我们也以这两个条件为加入党的主要条件，满洲工作与韩国工作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党的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但是，多少年来的派争，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反“民生团”的斗争，或多或少也不无派争的影子，特别是初期，而满洲省委则把这一切进一步引入歧途了。
1934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中说：
由于东满日帝奸细民生团的积极活动，省委认为反民生团奸细的斗争，是东满党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们在很长久的反对民生团斗争中，完全不去加紧的进行反对派争的斗争，这就解除了反对派争的武装，这就是你们没法去彻底反对民生团，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必须永远记着这一真理，没有不被侦探所利用了和煽动了的无原则的及一般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的斗争，日本强盗利用派争的活动以至直接间接经过派争分子的关系引进民生团到党的组织中来，这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反民生团的斗争与反对派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从省委到特委，当上上下下把反“民生团”、反派争搞得热火朝天时，且听日本鬼子说了什么：
在此项工作中，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引起在共产党内部的异常动摇，使其清党。
中了鬼子的反间计。
同时大肆宣传“高丽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高丽共产党”。
“像AB团一样”
“民生团”是日寇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这应该是“民生团”的定义。金圣道捕杀李化春，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虽然仅仅是怀疑。对金明均也是由怀疑而认定，及至他带着妻子逃跑了，那就只能是进一步确认了。至于珲春游击队3大队政委朴斗南，以“派争”为由将其开除党籍，就在准备再定其为“民生团分子”时，他用步枪打死省委巡视员潘庆友，带着妻子逃跑了，后来又投敌了，这顶帽子就是板上钉钉没个跑了。
由怀疑而认定，认定而不招认，就严刑拷打。铁嘴钢牙就是不承认的，有的就打死了，有的就处死了。受刑不过认了的，“民生团”不可能就你孤零零一个人，你就说吧，上级、同级、部下都是谁，就说，就抓。就像葡萄似的，摸到一粒，差不多就能揪出一串。
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对于民生团抓住即拷问、打杀。拷问时乱咬旁人，也是杀的，死者不尽是民生团，有的是最好的同志！结果群众大恐怖，谁也不知道明天死活。党团游击队越发厉害，一举一动皆加万分谨慎，杀者不知几百人。也许我今天执刑或审问别人，明天我也许被另外一个人执刑杀我！
比较典型的是金圣道，被抓捕的“民生团”乱咬一气，他被“供出是民生团大领袖”。这还了得！东满特委未轻易动他，而是暗中监视，先把这个“民生团头子”稳住。抓捕起来后，“他是一万个不承认错误，但是不能相信”，被处死。
接替金圣道任特委组织部长的李相默，到珲春县巡视工作，把包括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六十多人，一律打成“民生团”，后来他自己也被打成“民生团”。
有些人积极捕杀“民生团”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民生团”。
创造红军、苏维埃失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是发点儿牢骚，就是“民生团”。这是最初的情形，后来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炊事员把饭做夹生了，或是饭里有沙子，就成了“民生团”；有的队员病了，不能行军打仗，是“民生团”；有人叹口气，说不知道俺家什么样了，是“民生团”；几个人唠会儿嗑，是“民生团”；给领导提意见的，是“民生团”；吵架的，偷东西的，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也是“民生团”；至于平时枪走火，偷袭敌人时弄出响动了，那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了，当然更是“民生团”了。
马鞍山后方基地还关押了几十名儿童团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都是“民生团”，像大人一样被审讯、拷打。
和龙县委一个外号叫“高跳”的干部，被敌人捉去。同时被砍头的有三十多人，砍到他那儿时，可能是刀钝了，刽子手也累了，反正没砍死，黑灯瞎火，敌人验尸时也没看清楚。不知昏死多长时间醒过来，爬了30多公里山路，回到渔郎村根据地，又被拖到刑场。说他是“民生团”，脑袋没砍掉，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以便更能取信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隐藏得更深。
1935年6月17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关于反民生团的报告》中，说“我们一直到现在没发现民生团的文件”。
只有口供，没有文件，是因为没有“民生团”。如果说这反倒使人越发感到“民生团”的神秘、可怖，越发坚定肃反的决心，越发要挖寻“民生团”证据确凿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系统，那么，“我们看有许多民生团跑到日帝去被杀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断有“民生团”跑到其他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去。东满的跑去吉东找周保中，汤原的跑去哈东找赵尚志，经过审查，都被保护、收留下来。
自即日起，凡参加民生团的经发现之后，无论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认罪——笔者）一律开除。”“如果不彻底自服，然而还要继续其工作，经过群众路线以后，执行枪决（首领不在其内）。”“经过第一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他的作用时，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