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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儿时听老辈人讲南蛮子的故事，主人公大都是风水先生。指名道姓讲某某堡子某某人，哪一辈子如何穷得叮当响，哪一天如何来了个南蛮子“阴阳先生”，受款待后如何指了一块风水宝地，这家子如何一下子就发了，讲得神乎其神。末了几乎都要感叹一句：这南蛮子可是了不得呀！
而这一刻，“九一八”事变已经大半年了，周保中到吉东也两个多月了，肩负救国责任，耳闻目睹，身临其境，每天多少问号在脑海中翻腾？那是激情滔滔，不吐不快，生死置之度外。马宪章等人脑子里无论装着什么样的南蛮子的故事，还是听得有些目瞪口呆，赶紧下令松绑，请其上座，认做“南方来的高客”。
这位“南方来的高客”，不是日本的侦探，但有共产党的嫌疑，被安排到左路军指挥部宣传部。不久，宣传部撤销，就下岗失业了。吉东党组织指示李延禄、孟泾清，将周保中介绍到救国军，先在总部任总参议，又到前方指挥部当了参谋长。
周保中能够受到重用，并一展身手，与救国军的小环境有关。前面说过，王德林曾说：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使“周麻子”这个南蛮子名声大噪的，是攻打东京城和宁安城。
东京城今称渤海镇，属宁安县（今宁安市），为唐代渤海国都城，盛极一时。宁安古称宁古塔，是清朝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流放地，清初是统辖盛京（沈阳）以北的重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而且物产丰富，日寇占领吉东后也将其作为中心据点之一。而在周保中的战略棋盘上，包括宁安、东宁和绥芬河的绥宁地区，北接中东路，南连东满，向西可进出吉林、长春，东边紧靠苏联，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还可东退苏联。后来王德林就是从东宁县城三岔口的瑚布图河过界，退入苏联境内的。
对于周保中经营绥宁地区的战略目光，王德林非常欣赏。首先拿下宁安南部重镇东京城，再集中主力夺取宁安县城，他也赞同。至于周保中提出亲率一支队伍去取东京城，却不免有些疑惑了。在他眼里，这位总参议是个难得的军师人才，可这带兵打仗就是另一码事了。或许是被周保中坚定的目光所感染，或许是不好意思驳这位军师的面子，就点头应允了。
这是6月中旬的一天，东京城的敌人进山“讨伐”去了，当年的北伐军副师长率领不到500人的救国军，赶到城外树丛中隐蔽。一个当地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到城下叫门。大天白日，守城伪军也没当回事儿，城门一开就被支手枪逼住了。周保中看得真切，一挥手，队伍冲上去，潮水般涌进城里。按照事先部署，他率主力直奔日军司令部，个把小时结束战斗。
进山“讨伐”的敌人闻讯，赶紧回师东京城。周保中早选好地形等上了，一场伏击战，又把呼哧带喘的鬼子打得屁滚尿流。
宁安城打得不顺利。
7月底，吴义成、周保中指挥救国军主力，利用夜色向宁安城运动。敌人情报很快，中东路和牡丹江日军火速来援。周保中向吴义成建议，由他率领一支队伍打援。由海林车站出援的一路日军被阻住了，宁安城没打下来。战至下午，牡丹江的援敌快到了，救国军只得撤出战斗。
10月中旬，二打宁安城，王德林让周保中担任总指挥。周保中精心组织，又有地下党做内应，这次打进去了。谁知一些由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见到商铺就不追击了，只管进去抢劫财物。溃退的日伪军乘机反扑，周保中立即组织部队将缺口顶住，同时命令收缴敌伪物资向城外转移。估摸着援敌快到了，才带领掩护部队从城内撤出。
周保中左腿中了一枪，子弹嵌在两块腿骨之间，医生是个“二百五”，急得满头大汗，一双血手硬是取不出来。周保中递给他一把刺刀，周围的人都不敢看，只听得刀尖把骨头和弹头磕碰、抠剜得咯咯响。
事后就传开了，说赶得上关公刮骨疗毒了，这个南蛮子可真了不得呀！
第三次打下来了。救国军有两门炮，好钢用在刀刃上。周保中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组织一支精干部队，全是骑兵，仍是深夜攻击，仍由地下党在城内策应。两门炮突然开火，轰塌城墙，骑兵策马而入，大部队随后跟进，在地下党引领下分头攻击各自目标，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周保中在救国军中的威信，除王德林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救国军与（于）王德林逃后，吴义成（别号吴傻子）代理总司令，孔宪荣为参谋长，吴很有张作霖式的性格，自然是反动的，并完全受国民党支配，惟政治上的眼光没有，实际上还能容许我们的活动（他曾对我们的同志说：“妈的八子，你们都共产了，可是我不相信那一道”）。在其兵士的革命情绪更尖锐，与国民党积极活动下，他是极端动摇，而可以很快完全公开反对我们，并且曾经在有些事件上向我们高压，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其中活动的自由。
这是1934年1月7日《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中的一段——在这样一支队伍中开展工作，并能获得这等成就和威信，没点真本事是不可想象的，其艰难、复杂自也不言而喻了。
而满洲省委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周保中队内的同志向来不做下层工作，不接近士兵、骂士兵，百分之八十是流氓土匪，周同志个人包办一切党的和军事的工作，把所有的四五个同志分散到各处（东奔西跑联络队伍进行上层勾结），自己队内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周同志及队内的支部完全作了吴义成的尾巴。
周××（周保中——笔者）就是整天在那里专作上层勾结。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4年5月9日、9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吉东局目前的政治、党的工作及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此类文字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再看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中，对杨靖宇的批评：
忽视并放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反日义勇军放弃下层统一战线，不去夺取下层士兵群众（在下层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党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层勾结的错误。
赵尚志当然也不能幸免。此前的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文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说：
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丝毫没有进行下层活动，“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承认，但企图用完全是右倾部分“左”倾，来掩盖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赵）。
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的地方和队伍，几乎没有不被指责为“上层勾结”的。而李延禄和周保中，因为从一开始就游走于救国军的上层，也就成了“上层勾结”的代表人物。
“北方会议”像个紧箍咒，使冰天雪地中的共产党人伸展不开手脚。“1·26”指示信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上层勾结”这顶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他们头上。
一条阶级路线
“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第一个被打倒的，也是最大的“走资派”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八面通狍子沟，1932年11月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读书时入党。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宁安的同学孙绍堂，回东北利用乡土关系参加抗战。带不走的书籍、衣服什么的，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当了，凑点儿路费，两个人就回来了。
到了穆棱，也没回家，先去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他们是军法处长周延声和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虎林县义勇军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辟工作，两个人就奔虎林。兵荒马乱，一天晚上，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两个人也跟着跑。黑灯瞎火，这是跑哪儿了？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两个俄文法政学院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人家根本不理睬，把他们送到边防站，再押到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监狱。头几天审讯，问什么答什么，没问题了，就跟人家较真：俺们是中共党员，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哪有自家人关自家人的道理呀？你们得训练俺们学军事，俺们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关了两个月，放了，这回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能当亡国奴呀？还是找党。找到了，让李范五在穆棱县第二学校以教师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具体怎么开展，那人也没说，好像也说不大明白，又好像李范五什么都明白，不用说了似的。
在北平读书时，有反帝大同盟组织。他就照猫画虎，秘密发展反帝大同盟盟员，平时发现谁有反日思想，就吸收进来。不到三个月，就在学校、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八面通火车站，还有伪警署，发展十多名盟员。不久，又将其中几名突出的盟员发展为党员，在一个萝卜窖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3年6月，吉东局决定成立穆棱县委，李范五为县委书记。8月，调任宁安县反日会长，不久担任县委书记。
如今的县委，一幢大楼，几十台电脑、电话，人们按时上下班。那时，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李县委”、“李大个子”，叫什么他都答应。有的叫他“县委”，说县委来了，快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