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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4日，磐石游击队在磐东三道岗的小金厂成立时，混进来两个奸细，是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派进来的。像前面写过的那个“老来好”一样，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伪装进步，颇受信赖，可以参加游击队的决策会议，结果游击队的一切活动，都在敌人的注视之下。6月14日，1分队被引入郭家店东沟，敌人里应外合，打死3个队员，打伤两人，其中政委兼1分队长杨君武身中4弹。
游击队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对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有人说地主也有爱国反日的，这样打不是个事儿。可是，北方会议精神马上就传达下来了，持异议的就觉得自己错了，主张这样干的也更胆壮了。结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说的：
“各地的地主、会兵（即保民会组织的反动武装——笔者）、胡匪、守卫队、保卫队等，到处抓我们的群众，截断我们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烧了三处。因此各地的群众不敢在家中住。”“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这篇紧急报告中，中心县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径，那就是让游击队与反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打着“常占队”的旗号，以此来摆脱到处树敌、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凑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难免。待到公开、尖锐起来，中心县委认为“常占队”可能杀害队内党团干部，遂令把队伍拉出来。
磐石游击队成立时，正式名称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和“常占队”合并，省委认为是投降了胡子。这回脱离“常占队”，省委亲自提议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北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把“红军”旗号亮出去，反倒报号“五洋”——与汤原游击队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谋而合。
伊通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地主张博卿有十几支枪，县委得到的情报是枪未放在家里，实际都在家里。11月27日，磐石游击队来到长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陈述利害，张博卿说枪早让胡子起走了。队长孟杰民和参谋长（姓穆）就找上门去。孟杰民进屋面谈，参谋长在大院门口，如果发生意外，参谋长鸣枪为号，队伍即上来围攻。那队伍却在一公里之外，赶到时已经晚了。围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队员被俘，外面两名队员受伤。
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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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派来了。
“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两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东北农村小康之家的写照，用到中原及全国各地，同样适用。杨靖宇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10亩，自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加上一对小儿女的四口之家，光景应该说是可以的。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丧父失夫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在经济上仍是可以的。杨靖宇一直没有中断学业，应能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和谐，重视教育。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时用的，之前还曾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的化名。杨靖宇本姓马，八岁在本村读书时，先生给他起名“尚德”，即马尚德。以至于建国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