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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甚至还不如人家。
入党也得从头再来，而且来了一遍，还得来第二遍，直到牺牲还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赵尚志在团省委工作，两个人后来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刘少奇那个“永远”是11年，赵尚志那个“永远”虽然5个月后被拿掉了，开除党籍却长达42年——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什么纪录。
马夫的任务，就是喂马牵马遛马管好马。
从江西到陕北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马夫，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当了门卫。赵尚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用句现成的俄罗斯谚语，叫“口袋里是装不住锥子的”。
最初的印象，是这个小个子马夫勤快，心肠热，谁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平时没事去伙房帮着烧火、做饭，行军牵马还常为别人背点儿东西。很快又发现这人嘴茬子厉害，能说会道，肚里有货，奉天呀，吉林呀，哈尔滨呀，天南地北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只是讲到广州这时节穿“汗褟”（夏天穿的短袖贴身小褂）还出汗，大家就都有些疑惑。“朝阳队”里，原东北军、破产农民和胡子，约各占1/3，而无论什么出身，根上大都是庄稼人。那时的庄稼人，去趟县城就挺开眼界了，说谁去关里了，就觉得这人这辈子回不来了，得扔那边了。宾州没去过也听说过，这广州在哪旮旯呀？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吗？
在巴彦游击队，“小李先生”再没架子，队员们也不能不仰视他。这回可就倒过来了，任何人的目光都是居高临下的。平时没事见到他，就喊马倌，过来来一段。逐渐地，人们就往他身边凑了，目光也开始向上瞅了。即便仍是喊他过去来一段，那话语中也不能没有一种敬意，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不是一般人了。
赵尚志终于一展身手，是指挥“朝阳队”打下宾州城。
准确时间不大好说，大约在春季。像“朝阳队”这样一支千多人的队伍，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不使敌人警惕的，有机会就想吃掉它。这次日伪军是三路围攻。孙朝阳得知探报，赶紧召集会议。硬顶不行，一些人说就从没敌人的一面走，一些人说那可能正是敌人设的圈套，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孙朝阳拿不定主意，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着急上火。
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赵尚志自然成了会议中心。关系到“朝阳队”的命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们就想听听他们心目中的能人有何见解。
赵尚志已经胸有成竹：打日本子，打日本子，这日本子就得打，硬打硬，打不过，就挑他软和的地方打。哪旮旯软和呀？俺看眼下宾州城就挺软和。那旮旯的日本子和汉奸队，都奔咱这地界来了，咱们就抽冷子把它的老窝端了。
赵尚志边讲边比画，还用草棍在地上画着。
有人就把马夫的退敌之策，向孙朝阳报告了。孙朝阳眼前一亮，重新开会，让这个马夫老乡再详述一遍，当即决定赵尚志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并许诺如果此战得胜，就任命他为“朝阳队”的参谋长。
赵尚志以一部为疑兵，在山中牵制敌军，大部做好撤离准备，伺机跳出包围圈。他自己率领一队精锐，利用夜色掩护，直插宾县县城宾州镇，天亮前赶到就打。
宾州距哈尔滨60公里，为哈东重镇，平时守备森严。这时主力都出发“讨伐”“朝阳队”了，留守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突然间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慌了。
战斗正酣，赵尚志下令停止射击，单枪匹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报告你们的县长，就说李育才要跟他谈判。文谈，打开城门让俺们进去，那你还是中国人，缴枪留命；武谈，那你们就是汉奸，打进城后全按卖国贼治罪！
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彦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门打开了。
在敌人眼里，“朝阳队”就是帮胡子，实际也真有些胡子的味道。胡子规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走西门——那不是上西天了吗？
敌人也挺狡猾，可赵尚志还管这个吗？
敌人根本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一手，赶紧回师增援，“朝阳队”顿时转危为安。
马夫当上参谋长，孙朝阳没有食言。
赵尚志这辈子，无论怎样跌跌撞撞，命运多舛，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
珠河游击队
还得来句“话分两头”。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县（今尚志市）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东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一分为二为铁路南和铁路北两部分，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城镇，像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由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县。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期曾有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保家保国挺好的。中心县委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几个月，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都无果而终。接着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都无一例外地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最成功、影响也最大、到了还是失败了的是策动苇沙河伪军哗变。请看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应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抗联三军史略》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在哗变队伍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下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北方会议”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这时已经开始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抗战路线，还是“北方会议”那一套，等待着即将正式组建的珠河游击队的，会不会还是巴彦游击队的结局？
“朝阳队”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圆脸，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那时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也是“掌柜的”、“当家的”，丈夫称妻子“屋里的”）。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写过了，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7人参加“朝阳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