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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山里由黄而绿再变黄，一场大雪又染白了。一年四季，无论怎样变幻，这里都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伴着铁笔在钢板上滑动的嚓嚓声，是日夜不息的林涛声，比之那种枪炮轰鸣的战场，就越发像个世外桃源。而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印好装订起来，再被两个老交通员带走了，那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一旦枪声打破山林的静谧，就必须转移了。警卫连打退了敌人，也得马上走人，大批敌人很快就会赶来。敌人只要发现密营，那是一定要将它毁掉的。
喀上喀密营是1939年正月初三被袭击的。当警卫连退守第二道卡子时，这些文弱的书生战士，已将不能带走的物品藏好了。从此，在3个省委、路军中堪称最正规、人员也最齐整的这个秘书班子，→文¤人·¤·书·¤·屋←即开始随部队一起活动，在那色彩变幻的山林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秘书处、编辑部。他们也背起了长枪、短枪，可他们得心应手的第一武器，仍然是笔。每到一地，把块木板朝膝盖上一垫，就在那火堆旁“刻钢板”。
一年后的正月，姚新一带胥杰等人去方正县取一批文件和印刷设备，归来时在莲花泡被敌包围，全部战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2年10月，周保中率3000多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战前，策马来到城东南一个屯子检阅部队，远远的就见一片红云，都是头缠红头巾、手执大刀片的红枪会员。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精壮青年，迎上前来用大刀会的礼节，弯腰抬手、低头向下施礼后，高声道：“俺们红枪会要打头阵，誓灭鬼子，普度众生！”
这个一口山东腔的红枪会首领，是3旅8团团长王汝起，人称“王大法师”。之前救国军打东京城和宁安县城，都是红枪会打头阵。
“九一八”事变后遍地义勇军，遍地大刀会。这“遍地”的大刀会究竟是多少？有专家认为应占义勇军的1/4左右。有些地区的义勇军，基本就是大刀会、红枪会。
大刀会产生于清代，俗名“金钟罩”，白莲教支派，会众遍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地区。首领叫“法师”，设坛场传授徒弟，各坛场又分为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刀会积极参与其间，之后为躲避官府追捕，许多人闯关东。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在民间是口口相传的。你洋鬼子、官府的洋枪洋炮不是厉害吗？我练刀枪不入，你还有什么辙？在桓仁县，李向山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了吧？也一样请法师，设坛场，招信徒，组织大刀会，练法打鬼子。
练法和战斗前，要清水漱口，喝下法师用朱砂画好的符，然后念咒语：“金刚立，斗刚立，神立，术立，无量佛。”念念有词挥刀练法，或者向敌阵冲杀。
大刀会不准吃荤，不准近女色，不准抢掠发财，有劣迹、口碑不好者不准加入。战场牺牲了，就说“升天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心还不诚，本人或者先人曾经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功法还没炼到火候。
这时还没有《大刀进行曲》，那也是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而“武士道”的鬼子见到这阵势，开头也是腿肚子转筋，脑袋发蒙。
1941年4月2日，《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二大队党员调查表》，在“年岁”、“生地”、“入党年月”、“政治程度及思想表现”栏中，王汝起名下分别写着“三十三岁”、“山东义州府费县”、“一九三六年四月”、“政治上有相当认识思想很坚定”。而在“有无特殊技能”栏中，则是个“无”——曾经最受推崇的“王大法师”的“特殊技能”，原本就是便于聚众抗日的一种手段而已。
不知他何时闯关东来到宁安县长岭子，凭着一手好庄稼活和绝对与汗水成正比的毫不吝啬的土地，那个闯关东的梦想快要成真了，鬼子来了。他的父亲赶车去城里卖柴，碰上鬼子抓车拉军需。这要是抓走了还能回来吗？父亲赶着马车拼命跑，车翻了，被砸死了。
长岭子村人多为山东费县老乡，齐心、抱团，这回当然要报仇。可仇人不只是某个个体的鬼子，也不同于这家那家、这村那屯地打冤家，他们要面对的是侵略者，是家仇国难。当时正值大刀会兴起，王汝起不但肌肉发达，更兼头脑聪明，干什么像什么。小青年就四处游说，周围村屯很快传开了，说长岭子有个王大法师能呼风唤雨，要领大伙打日本子，保护地面，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
日本鬼子在镜泊湖南湖头修铁路，有7个卫兵守护仓库。每天午饭后，除值班哨兵外都要睡觉，有的就躺在树荫下。王汝起亲自去侦察，看明白了，即率队出征。这是大刀会首次亮刀。首先摸近哨兵，手起刀落，大刀就在骄阳下挥砍起来，7个鬼头全部落地。
王汝起1935年率部参加5军，任1师3团团长、2师副师长。1938年调任7军1师师长，改编为2支队后任支队长。
他的搭档、7军1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老人说，王汝起总琢磨打仗，而且果断、有谋略。到一个地方先摸敌情，有多少敌人，装备、士气怎么样，能不能打，怎样打。
1939年春，1师东进抚远开辟游击区，途中打下窝通伪警察所，攻进果长镇，又在乌苏里江边袭击日军交通船。敌人调集兵力追打，王汝起拖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几天，待敌人困马乏宿营后，一阵急袭猛攻，跑掉的敌人再也不敢追了。
抚远县抓吉镇三面环水，经常半个上午都雾气蒙蒙的，百来步看不清人，就决定利用大雾奇袭。部队拂晓前出发，不到20公里路走出一多半天亮了，雾却散了。硬攻？肯定有伤亡。退回去？夜长梦多。王汝起当即把穿着伪军服装的20多人组成一支“奋勇队”，由他率领，打着伪满的五色旗，沿着公路大摇大摆进了抓吉镇，直奔伪警察署。哪来这么一队伪军呀？两个“黑帽子”、30多个“白帽子”还没愣过神来，就都当了俘虏。
1940年5月21日，在袭击日伪经营的大带河木场时，王汝起胸部中弹牺牲。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
除4军、5军、7军、8军、10军外，2路军的序列中还有王荫武的救世军和姚振山的义勇军。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这样介绍救世军：
该部是封建社会多神教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一九三七年秋人数近五百名，有战斗力，纪律好，同年冬参加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领导者：救世军军长王荫武，封建产物“知识分子英雄人物”。
部队状况：在该部队中，有党的信仰和很深的群众影响，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员和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王荫武曾“假”投降日本军，两个月的过程，破坏了日本采伐业和反击日军守备队，再建立“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自此以后该部队在松江地带游击运动中形成有力部队之一，不少给予日贼以打击，对林口市每年两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袭击，几乎成为该部队的特有手段，该部队现在虽然人数减少，处境困难，但是能够支持相当时间的斗争，该部队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表示诚恳拥护。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过界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任军长。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义勇军与5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所部官兵大都战死。王荫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战死。
1937年2月13日，《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五、八、‘九’军编为第二路军，以五军为中心。总指挥由周保中同志担任，副指挥由姚振山担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认为“王荫武可担任5军副军长之职”。
不知结果为何未能如此，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见他们在吉东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在当年的5军、2路军的文件中，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对于管“抗日救国”叫“救世”、“普度众生”的救世军的评述。像“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把这样一些字词凑成一支抗日武装的名称，实在令今人费解。不过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这句话，也能让人略懂大概。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引用宋一夫的话解说王荫武和救世军：“烧香吞吃护符，称为天加护，以尊古道为主义，常用白刃为战。”
当“刀枪不入”的神话，不断被现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军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后大批官兵战死、饿死、冻死的窘况中，这支喝符念咒的联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纪律好”，有“很深的群众影响”，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师”而为共产党员。王荫武则好像抱定自己的主义，始终如一。
无论信仰什么主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王荫武、姚振山与谢文东、李华堂的不同，在于他们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荫武即便不是战死、饿死、冻死的，也是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关于2路军参加西征的女兵，有资料说是30多人。在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的是最后的8个人，之前有名有姓的还有黄玉清的妻子，其余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说过，1938年夏，5军、7军曾在虎林县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劳工，几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队。可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已知的这两个军有名有姓的，没一个天津人。
不过，无名烈士比例最大的，还是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