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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吐蕃这两个并存的强大政权，在历史发展中，双方处于矛盾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双方关系和战无常。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唐蕃双方在和亲政策下，保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间的和平关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镇或藩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节度使”一词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就出现了，“自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景云二年（公元711），“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景云二年（公元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势力大不如前，无力抵抗吐蕃的强势进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边的民族部落、政权都臣服于其下，正是所谓“四夷来服，八方宾服”，创造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贞观盛世，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随着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开始由盛世渐渐走向衰世，势力大减，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反抗，脱离唐的统治，甚至侵犯唐朝边境，如突厥、吐蕃、南诏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以后，与大唐的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常常剑拔弩张。而对于唐朝内部本身来说，也是忧患重重，政权不稳，皇位更替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又只有先稳定外部，以求加强对内部政权巩固。由于之前在西北边境上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在这一时期也是势力衰弱，作用微小，为了防御吐蕃的强势进攻，只能设置新的军事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实行了一套“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其次，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转为了战争。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间几乎没有正面接触过，“吐蕃……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贞观八年（公元634），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战。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公元650～821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陇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武帝时期为了免受匈奴向汉朝内地骚扰、掠夺，曾几次大规模向西域用兵，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汉朝在此设置了河西四郡（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并在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以此保证了西汉王朝西北边境上的安宁与稳定。从此开始，河西、陇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战略军事基地。
在唐朝，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纥，西南有吐蕃，而且这三个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谓是强大的政权，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大唐相媲美。唐朝统治者为了其边境的安宁与稳定，防止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尤其为了防止吐蕃的进攻，高度重视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所以，河陇一带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最为频繁的地区。针对吐蕃的这种攻唐战略，大唐对河陇地区做了细致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期，全国划为十道，河陇隶属陇右道，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等军事重镇；睿宗景云二年，从陇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并设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关于河陇地区在防止吐蕃进攻中的战略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唐初的河西地，贞观中地益拓置四镇，咸亨初为吐蕃所陷，长寿元年，复收四镇，议者请废之，崔融曰：‘太宗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割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今若又弃之，使彼得四镇，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卫，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提议唐太宗重视河西地区，也可见河陇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吐蕃军队开始压兵唐朝边境，双方往往剑拔弩张，终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随后，永隆元年（公元680），吐蕃侵扰河源；证圣元年（公元695），吐蕃入侵临洮；“（开元）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边”、“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屡屡侵犯唐朝边境，虽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