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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弟可以出精骑二万，同收汴、洛”。阿保机点头允诺。
阿保机与李克用把酒言欢，身后曷鲁侍立。李克用见曷鲁一样是威风凛凛，举手投足间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情，心中暗暗称异，于是“顾而壮之曰：‘伟男子为谁’？”阿保机如实相告：“吾族曷鲁也。”李克用虽然上了年纪，却独目如炬识的英雄，开口便称其为伟男子。
耶律曷鲁，字控温，与阿保机为同一曾祖的堂房兄弟，性格纯朴敦厚。二人既是兄弟、又是发小，成年以后，再与阿保机互换衣服坐骑结为好友，从此一生追随阿保机左右，成为阿保机的左膀右臂。辽太祖阿保机有二十一位开国佐命功臣，曷鲁是第一位，为契丹的立国建有殊勋。阿保机对每一功臣都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而曷鲁为“心”！
这时候李克用手下有人见阿保机轻车简从便来赴会，知道契丹部族雄起于大漠，他日终成中原大患。于是劝晋王李克用‘因其来，可擒也。’李克用虽然年迈，却并不糊涂。他知道自己眼前真正的大敌乃是迫不及待想要篡唐自立的朱温，只是一个朱温就已经让他疲于应付了。如果听从了手下的提议，无疑是再树强敌。那时候李克用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推辞道：“仇敌未灭而失信于夷狄，自亡之道也。”显然，在他的心中也与方寸咄尔的表现一样，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转而视同样为游牧民族的阿保机为夷狄之人了。
阿保机与李克用既结为兄弟，就不好再公然在云州地方掳掠。逗留旬日就向兄长辞行。临行，李克用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入乡随俗，当然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做为回礼，阿保机为李克用留下三千匹马，杂畜万计酬谢兄长。三千匹马，这份情谊也够份量了！
李曜之所以不能肯定，是因为以上事情在史书中的记载有明显冲突，这对他此时的判断也产生了影响。就说耶律阿保机来攻云州结果李克用求和并且反而与之结盟之事，不但《辽史》的记载与《旧五代史》时间上有异，而且故事也为两个版本。辽史对此事的记载是发生在唐天祐二年冬十月，《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亦作天祐二年，但关于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事，有天祐元年说、天祐二年说、天祐三年说、天祐四年说，《资治通鉴》里则取开平元年说，等等。最令李曜烦躁的当属《旧五代史》的记载，薛居正修史前后矛盾，既有天祐二年之说，又在外国列传中记载为天祐四年。如此实在是不应该，至少给后世阅读者带来不便。
李曜此前估计，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事，应在天祐二年为是。阿保机之所以南下，不该是主动来攻击云州，而是因为李克用遣使乞盟的原因。史载阿保机率七万大军与李克用会盟于云州，但单只是会盟的话完全没有必要领如此多的军兵赴宴。作客的话，也需考虑到东家能不能尽的起东道主的责任。此次会盟、双方约定“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的仇，并不是如《旧五代史》所说是为了共同进兵讨伐朱温，也几乎不存在有这种可能。但对此事，薛居正等人记在天佑四年。如果认同这个记载，是年四月，朱温代唐自立，史称后梁，可以对得上号。所以会出现李克用所言“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的话。
其实当时双方对易袍马、约为兄弟之事并无异议。李曜估计是《旧五代史·外国列传》所载有误。一者，朱温代唐是在四月时候，而且辽史中亦有阿保机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朱温册封（无风注：当时朱温控制了唐廷。）的记载。游牧民族向来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为荣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耶律阿保机的继任者耶律德光时候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二者，对于契丹部族的这种举动，做为相邻的河东李克用不可能一无所知。
那么，如果等阿保机向朝廷讨封之后，他再去与契丹人结盟显然是与理有悖的。倒是在得知阿保机有意向唐廷请求册封之后，主动遣使结盟才是应有之义。毕竟此时的朝廷，军国重事尽是以朱温意愿为主，小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这样做首先不是因为讨伐篡逆不臣之朱温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在《旧五代史》中就有如下记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梁祖与之书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耄攵蟹獠帷！毕匀唬杂诶隙允掷羁擞茫煳乱彩潜赜罂臁６杂谄醯げ孔宓那肭蟛岱庵拢且⒈；冻龃鄣摹�
此时阿保机所在的契丹部族，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倒向朱温与李克用任何一方，中原的政局就会立刻出现震荡。所以，掌握契丹部族大权的阿保机也成了李克用必须极力争取的对象。所以，他才不惜放低身段与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阿保机结为兄弟。
而阿保机越过痕德堇直接向中原王朝统治者讨封的行为，在中原文化中也可以视为他僭越的一种，但是在游牧民族中，这只能是谁强势，谁更有话语权罢了。此事，也足以说明在契丹部族中，他已经羽翼丰满，完全可以无视痕德堇可汗的存在。
阿保机可以不把痕德堇可汗放在眼中，而痕德堇可汗却无法忽视阿保机的存在。早在天复三年，阿保机再率人攻掠幽蓟地区，俘获而回之后，痕德堇迫于形势，就拜他为于越，总管汗国中的军国大事。于越是辽官名，始见于遥辇氏末期。班秩在百僚之上，依契丹部族惯例，非有特殊功勋者不得授。于越只是荣誉职务，任于越者大抵另有要职。从阿保机任于越到辽末，于越仅有十余人。后来任于越者，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契丹名将耶律休哥。
在阿保机作于越之前，任此职者乃是耶律家族中的耶律释鲁，正是阿保机的伯父。在痕德堇可汗在位之时，释鲁乃是汗国中的第二号人物。在阿保机与曷鲁年幼时候，释鲁就重权在握，执撑了汗国国政。释鲁主政时期，已距阿保机建国的时候很近。史载释鲁曾“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
阿保机受这位伯父的提携、赏识，影响甚多。他出任于越一职，既是家族对汗国影响力的加强，也是对伯父未竞事业的继承。释鲁曾建祖州越王城，越王城又作于越王城，它是于越释鲁的私城，它的性质正是这次阿保机设置的头下军州一样，释鲁越王城的建立，正是开了辽人头下私城的先河。所以释鲁事实上也是契丹氏族社会逐步向封建化转化的先行者。
回到让李曜迟疑的问题上来：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耶律阿保机之所以会爽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原因很简单——刘仁恭与契丹部族乃是世仇，契丹族人受尽了刘仁恭的盘剥与压榨，而这时候契丹部族在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之后，早就在想着狠狠报复一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了。
刘仁恭与契丹关系真的这么差吗？这个问题是回答刚才李巨川疑问的前提，李曜之所以只能回他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因为他自己也还在对此事在心中反复推敲求证。
按说晚唐以来，契丹等游牧部族趁着中原正逢多事之秋，北边无备，不断入塞南下掳掠汉人生口、财产，日子似乎过得不错。尤其是契丹部族在阿保机的率领下，不但从其他游牧民族鞑靼、奚、室韦等地劫夺财物，更时时南下侵夺。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势必会造成在部族中一部分贵族率先有了奴婢和其它私有财产。
契丹部族私有化的出现，也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在晚唐五代时期，最早出现在部族中的私有财物仅限于动产。土地虽然在农耕民族的眼中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而彼时的契丹民族既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章制度，而且在心里也并没有意识到土地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这与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有关，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思维形成很早，人们只希望过一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对于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契丹人民并没有所有权意识，对于大自然的恩赐，他们觉得享用就是，并无不是或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土地与牧场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视为部落共有之物，大家在辽阔草原上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但是这一切从刘仁恭占据了幽州之后，发生了改变。契丹人得为自己的牧场、牧草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拥有使用权。这些从前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成了刘仁恭的私人财产。李曜记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就曾记载“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搞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为了达到对游牧部落的统驭，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马匹，刘仁恭不惜使出卑劣手段，火烧牧草，破坏契丹人的生产。
刘仁恭占据的卢龙镇，与契丹实控地区相邻。他多次越界发动攻击，迫使契丹民族用自己的马匹去换取对自己拥有的草场的使用权。按照后世史学界的观点，这完全是一种对异民族的压榨与欺侮，这样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却被人视为英雄壮举，实在是令人齿冷。而事实上，契丹部族对此逆来顺受，因为这是习惯思维使然。他们既在心底认为他们自己的掳掠行为乃是天经地意，对于刘仁恭的依样葫芦也只有默许。＇无风注：其实刘仁恭能把契丹逼到这样，反过来也证明此时的契丹不可能有四十万大军。毕竟刘仁恭的本事，在与朱温一战中就被看穿了。＇
李曜估计，刘仁恭对契丹部族的欺压，对于年轻的阿保机大概影响至深。或者正是刘仁恭的暴行，为阿保机埋下了报复的火种。阿保机之所以痛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应该与刘仁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