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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不断完善。在30岁的毛奇加入的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力和地位，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调研室”，作为“调研室主任”的总参谋长，仅相当于师长阶级。不算各军各师的参谋军官，柏林的参谋本部，在总参谋长米夫林以下，仅有30人（Mufflin中将，1821年接任，后来成为元帅，1829年以后由克劳泽内克Krausenek中将接任）。
那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干些什么呢？参谋部基本按照战区分组，但是按照职能来说，最重要的是测绘组。所有的参谋军官都要在测绘组干几年。在那个时代，三角测绘法刚刚应用于地图测绘，精确的地图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毛奇的时代之前，地图上两点的距离，只是凭人们旅行时间来大致估算，有时候与实际地形的差别大得离奇：在当时的地图上，俄国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峰，标高是80公里，就是有8万米高！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确完整的地图。
第二个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军史，参谋部专门负责研究当代和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德意志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民族，当时总参谋部的研究风气很盛，青年军官都有很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优秀的参谋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者。毛奇在作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土耳其战争史，并且翻阅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研究的水平高，几乎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在战争学院兼职教课。
但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不是培养学究的地方。参谋军官每年进行至少两次野外长途旅行，测绘地形和进行假想的战斗，有时是访问古战场，探讨过去战例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另外，每年普鲁士秋操大演习，在国王面前，出动两个军，各自扮演一方进行演习，演习的预想和裁判，都由参谋部来做。
另外，总参谋部虽然也负责军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职责。比军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国情报，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种情况，制定针对各国的战争计划。现代各国军队广泛运用的兵棋推演（图上作业、沙盘演习），就是普鲁士发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确确就是两名普鲁士参谋军官闲遐之余发明的战争游戏。总参谋长米夫林看到以后非常赞赏，正式向全军大加推广。对战争中各种可能性加以详细分析和预测，然后制定各种应对措施，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现代军事最大的贡献。但是当时，战争计划功能还没有制图和军史研究那么高的地位，真正强调计划功能，是毛奇当上总参谋长以后的事情。因为总参谋部是收集知识（地形测绘、军史研究、情报搜集）、运用知识（战争计划）的中心，换句话说，是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就是力量”，这就为毛奇时代，总参谋部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总参谋部也就是一个调研机构，没有军令权，对普鲁士战争部长负责，也没有出席内阁会议，晋见国王的权力。
从1832年到1857年，毛奇当了25年参谋军官，唯一的指挥职务，是1835年夏季当过几个月的驻柏林“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连长。连长，这是毛奇指挥普鲁士全军之前，所担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挥职务。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参与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统治者阿里的战争，见证土军Nazib战役大败。回国以后，被普鲁士国王授予荣誉勋章PourleMerite。1842年，42岁的毛奇与17岁的Marie结婚，Marie其实是他姐姐的继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时间里，毛奇担任过普鲁士陆军第4军和第8军的参谋和参谋长，中间还为王室的几位亲王当过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儿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为王储，这就是后来统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儿子腓特烈亲王的副官和军事教师，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太子少保之类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亲王出任摄政王，正式处理国家事务，同时普鲁士总参谋长Reyher将军病逝，威廉任命57岁的毛奇少将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在1857年毛奇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师级职务，不参与中央决策，直接上司是战争部长，而不是国王本人。毛奇前面两任总参谋长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将军军衔（三星），而毛奇是少将，没有担任过高级指挥职务，普鲁士陆军中不仅8位军长，而且连所有18位师长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却是当时普鲁士军队中最有头脑的人，他与那些老派的贵族精英军官不同，他受过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而那个时代欧洲的风气，也是理性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连纯艺术领域的绘画，也出现过以光学原理解构光与影的“点彩画派”。那个大时代，也的确是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时代。毛奇在那个时代，是个相当新派的人物。他敏锐地追踪后膛步枪和后膛装药的线膛炮这些新式武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电报、铁路这些新生事物在军事上的应用。毛奇明白，过去依靠统帅在战场上即兴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这种战争方式已经落伍了，在一个工业时代，指挥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来打一场仗，也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战争不能是即兴的，必须是理性的。战争可以事先规划，而且必须事先规划。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计划战争上面。他的部下针对各个假想敌，设想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针对每一种形势，都制定出制胜的计划。这是现代参谋部工作的样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当中，普军统一了命令文书的用语和格式，要求简短、明确，每一段落写什么都有明确要求。在军事学院和演习场所，毛奇把总参所制定的战役计划和指导思想，反复灌输给普鲁士全军军官。这样，在战场上，普军军官和将领所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共通的，对战役目标也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在战场上，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情况，战场指挥官可以发挥主动性临机处置，而他们所受训练的一致性，保证指挥官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相互配合。这不仅是一架高效的机器，而且是一架自动化程度很高，容错性极强的机器。
在人事上，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军官优先获得提升的传统，也是毛奇最初向国王争取来的，为的是吸引最优秀的军官加入总参谋部。毕竟作为职业军人，大家都渴望荣誉，谁都愿意当骑兵、炮兵，当军事主官，没有优惠条件吸引，谁愿意当参谋呢？
毛奇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之前的7年总参谋长任期中，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战争动员计划。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普丹战争，普鲁士50年没有打大仗，在这段时间里，普遍兵役制在各国普及，一旦发生全面战争，要把几十万兵力征召入伍，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军需给养，还要把集结起来的部队投入前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而且这个动员过程不仅不能出错，还要尽快。能在最短时间里完成动员，就意味着在战争初期享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普鲁士其实在1850年进行过一次总动员，那次动员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军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集丅合地点，部队找不到给养。毛奇任内，参谋本部专门建立了一个铁路协调组，负责制定铁路输送计划。要知道，针对不同假想敌，各个部队动员集结的地点、行进路线，方案都是不同的。要把每一个方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这是多大的工作量。计划完成以后，每年普鲁士的秋操大演习，都要试验计划中的几个部分，甚至整军整师地用铁路运兵，检验系统的能力，发现问题再作调整。
1859年，毛奇密切监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在意大利战场的作战。那次战争奥地利战败，意大利终於统一。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毛奇一样密切追踪战争的进程，开始研究这场战争。有的书说毛奇对由业余军人打的这场美国内战大为轻蔑，曾经评论说“那是两帮武装的匪徒在大陆上互相追逐。”其实这是一个传说而已，没有任何权威的历史著作指证毛奇说过这句话。职业军人对业余军人的轻蔑，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内战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武装了弹仓式步枪和后装线膛炮的大众军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已经50年没有打仗的普鲁士，正在渴望了解这些新式武器会如何影响战争模式，怎么会放弃研究这场战争呢？事实上，毛奇很快派遣参谋军官到双方军队中搜集资料，情报搜集大纲是他亲自起草的，毛奇最感兴趣的重点，是“新式火炮炮弹的杀伤力数据，尤其是对泥土、生铁、铸铁不同界面的影响”。除了这些纯技术情报，美国内战给毛奇最大的启示是两点：第一是北军从北弗吉尼亚正面战场快速用火车运送兵员增援密西西比河战场，从而能够发起查塔努加战役。这一实践，证实了毛奇自己一直在计划的，利用火车机动大规模部队的可行性。第二是昌斯勒维尔、葛底斯堡几大战役证明，由於武器的发展，正面强攻敌军设防阵地会遭到不可忍受的损失。这些事丄件都发生在1966年对奥地利战争之前，毛奇很好地吸收了经验。他总结并灌输给整个普军的原则“分散前进，集中作战”，“战略上采取攻势，逼使敌人在战术上不得不对你的防御体系进攻”，都被普鲁士和美国内战的经验所证实。所以迟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还在203高地对坚固设防的俄军阵地发动代价高昂的自杀冲锋，你不能不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