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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4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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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又次,是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

自从西汉以来,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官方儒学就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董仲舒所制定那一套三纲五常的官方儒学日益变成封建专制主义的保护伞,这样就使儒学脱离了民本和民主的本意。

我们常常把儒学叫做名教,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可从原始儒学来看,孔子所说的“名”并非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问孔子:“卫君等待老师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正名”是孔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三纲”有本质的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各自要带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君必须像个君王,臣要像个臣子,父要像个父亲,儿要像个儿子,这里任何一对关系没有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就没有专制的成分。例如,当君像个君王,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去压迫人民。其他关系也是如此。而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三纲”却是从上而下去制定维护秩序的政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当然也不可能再有民主政治了。

孔子强调正名,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更多,它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这样的人自然会被人民群众推上国家领袖的位置,被孔子极为称道的尧舜禹三代政治就是如此。因此,孔孟原始儒学是带有浓重的民主色彩的。

曾国藩处于日益没落的清朝末期,官场腐败,外侮内乱,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没有能力去实现孔子所说的民主政治,但他在自己的范围内实现了民主管理和任人唯贤。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当湘军统帅,只因他德高望重,在大众的推举下他才走上统帅的岗位。因此,曾国藩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专权,不迷恋个人权力,他喜欢把自己的权力分配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样不仅奖励提拔了优秀人才,而且使他们成为统帅的重要臂膀。这些臂膀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替手,他们既包括副手也包括接班人,他认为这是办大事第一等要紧事。

他曾经写信致九弟强调“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信中说:“总须另有二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市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拨。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国藩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水军方面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曾国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鸿章。

然后是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自古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官方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读书当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轻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这是违背了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的,也没有真正懂“学而优则仕”的意义。还有后人把樊迟问种田,孔子批评他为小人的话也误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学精神的。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朱熹解释错了,受朱熹注解的影响,后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要去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他不需要去学一种什么手艺为社会服务。

实际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学多识,他不只是一样东西,只有一种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精神的。虽然君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掌握世间所有知识,但是他应该努力去学习世间一切知识为人类造福。按照佛教来说,既学会世间的一切知识,还要学会出世的知识。世间的知识就是“五明”,“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他从小就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论语·子罕》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代地位低贱,所以会做许多粗俗的事。君子会做这些粗俗的事是多余的吗?不多余啊!”子牢说:“孔子说过,‘我不能被国家任用,因此以技艺著称于世’。”

其实这段话翻译也多有误解(包括朱熹)。李曜觉得,在当时统治者的眼里,圣人不是普通的一个有技艺的人,更不能做粗俗的事。所以太宰是以圣作为疑问提问来的,意思孔子真的是圣人吗?如果真的是圣人,为什么还搞那些雕虫小技和粗俗的事呢?孔子对太宰的不理解表示遗憾,统治者总是站在自己高贵的位子上自以为是,而不知圣人把自己并非看得很高,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所以圣人并非不能多才多艺,并非不能做粗俗的事。当然,孔子是有实现天下大治的志向的,但是天下无道,他无法去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在技艺上却出名了。

李曜综合一下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那就是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追求,而并非妨碍每一个人学一门专业技能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怎么还可能去追求利益他人的仁义道德呢?学了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才能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这是针对一般人来说的,对于上智之人把道德追求摆在第一位,他只追求出世之道,那就另当别论了。

曾国藩深刻领会了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他发起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曾国藩之前,曾国藩的湖南老乡魏源已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等主张。魏源因为时代的局限没能付诸实践,曾国藩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曾国藩派人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的先河,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工业生产。

曾国藩还在同太平天国作战初期针对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也购置了不少西洋枪炮火器与之相战,以后更是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科技工业的实践,开始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洋务起步。在曾国藩推动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设立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式起动。

曾国藩创建了引进和学习西洋军工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把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他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与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自此中国迈出了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接着,曾国藩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此后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于是,持续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虽然曾国藩去世后,因为当政者坚持投降妥协的对外政策,使曾国藩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但是曾国藩点起的改革开放之火并没有熄灭,在他的后人努力下,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儒家体系,自然科学从此不再排斥于儒学之外。正是有了曾国藩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发扬了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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