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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争，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性命，而略于经世致用。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在四门学科中，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经济学的目的。其他像词章、考据是服务于义理的，而仅仅是知道义理，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那么这样的义理，曾国藩认为是没有作用的。
曾国藩的“经济学”，虽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它并非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精神，而是儒家思想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产物，同时曾国藩的经济学也继承了陆王心学乃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后儒重视道德实践的优点。
曾国藩的经济学回到了原始儒学以及中国新儒学（陆王心学等）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论语》一开头就说：“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受到长期的误解。“习”并非温习功课，而是实践，“学而时习之”就是学到的理论随时随刻都要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这是孔子在强调“学以致用”的道理，这个“学以致用”与曾国藩“经济之学”其本质是相同的。
曾国藩讨厌学了不用，说了不做，他重视中国新儒学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这也是原始儒家所说的“诚’字。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主也。故曰诚者物主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虚伪，不能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处处都是男盗女娼，一定要“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因此，曾国藩的“经济学”，不是做官发财的经济学，而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说理与行动的统一。曾国藩强调“知行合一”，他的“经济学”也就继承了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的陆王心学以及后儒的优点，纠正了理学空谈性理而忽视道德实践的做法。
空谈性理，只能误人误己，只有通过修心养性才能恢复人的“善”性。所以曾国藩指出要想复性必须躬行实践，他说“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因此要想“复性”，还必须力行“仁、敬、孝、慈”等伦理道德。曾国藩反对说空话，说大话，强调经济学的“力行”。他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认为“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其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认为程、朱已将解决，后来学者只需一切照旧。
其次是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由于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重新解释理学的“理”。他说：“理则礼也”，这就是说在道的根本是“理”，但是这个“理”有其外在的表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论语》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仁”属于“理”的范畴，而“礼”则是属于实践的范畴，因此，从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出发，他更重视“礼”的方面。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正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他认为学礼就是“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
因此，要落实“仁”的最高境界，就必须实践“礼”。“礼”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礼”这个概念赋予更多更新的内容，几乎已经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道德准则。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以“礼”治国，“礼”不仅是约束人心的道德准则，而且亦具有某些法律上效应。违背了“礼”，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也要受到礼法的制裁。
曾国藩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新旧之交的那个时期，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把“礼”定位为“仁”的道德实践，而使它与法律渐渐分开。在曾国藩时代，“礼”与“法”不分的时代渐渐过去。“礼”作为道德上规范可从源头控制犯罪，而法律则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害群之马予以惩罚。因此，曾国藩一方面强调以“礼”化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法治国”。在世风日下，犯罪日多的末世，曾国藩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他认为，通过这种礼法结合的方法与手段，必然会出现“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在曾国藩那里，“礼”可治本，“法”可治表，但是要想实现以礼治国，就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以保证的“礼”的顺利实行。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那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严明。曾国藩曾说：“用法从严，并不是没有条律，不像屠夫杀猪那样，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说，要从严而适当，恰如其分。“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达到这一美好理想，执法者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还须透明。在曾国藩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要执法者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
对于执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对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心中非常厌恶。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在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的案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冤狱积累过多，必然导致反复拖拉，并且牵连无辜，这必然使得老百姓痛苦不堪。
对于冤狱与累讼，曾国藩不光给予了痛斥，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克服了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首先是严禁私自关押犯人。他曾出榜明确告知官吏与百姓：“以后管押犯人、证人，本州县必须立牌，以告知他人。待到情况查清楚后予以释放时，也一样要立牌晓示，让他人知晓。”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国藩要求执法者在执法、行法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光明正大，以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
再次，是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
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从孔子的“仁爱”，到曾子的“亲民”，再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了，只有爱遍及众生，才算接近了“仁”（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说：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
“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还作《爱民歌》，在军队中广为传诵。
但是，爱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必须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代人带兵打仗，首先强调赏罚分明。”他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旧官吏。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他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