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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4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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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审拦腰截杀,张归厚、贺德伦无心恋战,匆匆夺关而逃。存审斩获千人,归来之后,昭义复取。晋王收到捷报大喜不已,遂奏表汾州刺史孟迁——也就是昔日归降的邢洺留后,为昭义留后;出李存璋为泽州刺史,同守昭义二州;令李嗣昭将得胜之师回旋,大表功劳。

汴州那边,朱温初闻张归厚、贺德伦求战不得,已知晋人是在使诈,又重新派遣葛从周去救援昭义。然而葛从周才到怀州,已闻二将败归,只好退回。

朱温道:“昭义本非我所有,失去了也不可惜。如今却有一大事,陕虢兵变,王珙被部下所杀,都降朱简占据陕州军府,来认我作父。我已赐他姓名朱友谦,陕虢已为我实有,如此一来……昭义甚至河中都是孤的囊中之物,迟早全部取来。”

众将听到这里,纷纷上前恭喜。朱温得意洋洋,继续说道:“我自取邢洺,大胜刘仁恭,可用大军已复至十万。本来此时李存曜西进关中,正好趁虚而攻河中,只是若取河中,李鸦儿必然大举南下以救,而李存曜也可能会撤军回援,南北夹击,便有些为难了……为今之要,是刘仁恭复炽,为乱河北,我当先除此鹰鸷,全取河北,再伐河东!葛从周听令!”

葛从周上前,单膝下跪,行军礼。朱温取过符印,下军案,来到葛从周跟前,亲自扶起,说道:“孤现在就将这十万大军尽数交付通美,务必为孤全取河北!”

葛从周不敢接印,重新下拜道:“蒙大王如此信任,从周披肝沥胆,唯舍命效劳。可是大王将全部大军交付,末将惶恐不安!人言可畏,从周恐未战死沙场,却死于流言,这符印还是大王自己掌管,末将但事事请命便是!”

朱温道:“军情紧急,哪能事事请命,岂不是贻误战机?通美若害怕流言,我派一监军随从,你见监军便如见我,有事商量着便是,则不必惧怕流言!”

葛从周知道朱温一贯疑心,却不料对自己如此推心置腹,已然感动得潸然泪下,拜谢道:“大王用人不疑,又能替部下着想,从周敢不以一腔忠心奉上!”乃接过符印。朱温于是唤过一名亲信,名唤蒋玄晖,拜为都监。葛从周遂领大军十万,再度北伐河北!

葛从周出兵之日,正是李曜扬威之时。

这日清晨,蒲军于华州城外摆开阵势,静候节帅一声令下,便要一举破城。然而李曜却不知为何,迟迟不展进攻旗,只是在阵中肃立而望。

蒲军不攻,韩建却不知是等不急了还是怎的,忽然派了一支兵出城摆开阵势,一员牛高马大的将领冲出阵前,大喝道:“蒲军摆阵不战,是何道理!若是怕了我家节帅,不如早些打了包袱回家!若是担心失了颜面,不如遴选一将前来与某一战,以作了结!”

河中诸将心中大奇,河东军历来以勇悍著称,河中军中更有朱八戒这等天下悍将,韩建莫非失心疯了,竟然派一将出来挑起阵前斗将之战!

阵前斗将,并不稀罕。唐宋之际,藩镇混战,行军部署的缓急轻重,以及列阵攻击的形式,尤于战争胜败当中占主导因素。将兵之道,虽然由各种客观环境,诸如敌我的地势、兵数、补给等因素左右,唯将领在战斗中发挥的才具应变,亦足以改变双方强弱的定律。唐末、五代、宋初,战阵中的单骑决斗方式,充分体验权力争霸过程中善战军人的英雄主义,类于欧洲中古时期的骑士精神,而双方主将的骑斗形式,也在很多时候构成两军胜负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由唐入宋的五代时期,正是中国全面进人割据分裂之局,又于极短时间内完成统一之势,将帅短兵相接的情况频繁,作战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得以提升,因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战争文化。单骑决战,常于两军屯驻据点、列阵对垒之形势下临时启动,反映两军经过权衡轻重,以挑战与应战的方式,达至速战速决的军事效果。

唐末五代盛行阵前骑斗,与阵式中马军的战斗角色不断崛起有关。战争之道在于攻守,历代兵法均以列阵来统整行军或作战队伍。由于各类兵种位置配合得宜与否,能左右全军进退,在实战当中逐渐得出不同的布阵经验。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掺杂步兵,负责急击行动,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隋唐行军列阵心得,继承自汉魏南北朝之漫长中古时期,最终衍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式作战原则。

史称大唐名将李靖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创置六花军阵,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骑队纷纷编成战队及跳荡队名目,作为支援正兵的突击奇兵。六花阵法,就是将马军和步军整合于六个方阵之内,即右虞候军、右前军、右后军、左虞候军、左后军、左前军,连同置中的中军,构成行军时随时开列的七军阵势。在《李卫公问对》里,又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即在作战时,“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至于“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的三个互相庇护的层次。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

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在在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为应付突厥人侵,武则天时期且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这些地方的马兵团,加上各种城傍及步兵团,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马步军种。如以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大历十二年,魏博七州和冀七州各拥兵五万,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以上,与建中四年幽州十二州之兵数相约,为较强的藩镇。一般小型藩镇的兵员则在二至三万人,如襄阳六州、凤翔一府一州(现在李茂贞时期除外,他其实有几个镇的地盘)和泽潞五州等。

藩镇之间的战争,常指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而已,与唐前期动辄率十万以上大军持续长途的境外作战,本质上呈明显的差异。藩镇私兵有限,令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趋于灵活多变,过往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藩镇禁卫的中核力量。例如历史上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顒“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各藩镇无不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便捷,尤其注意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以期达至速胜的战争效果。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更为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以应付多变的地理形势。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攻守兼备的弹性战略,务使损兵折将的程度减至最低。于是敌我阵营之间的骑斗文化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两军对峙时的序幕战。从双方列阵后的邀战、迎战,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习以为常的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

事实上到了宋朝,《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后集“挑战”之条里专门说了这个:“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说明是由唐末五代入宋的一种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不过,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产生一触即发的格斗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方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产生强弱立判的转挨点。

战将的对决行动流行于整个中国中古时代,经历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至唐五代尤盛于产马的华北地区,已非胡族军人的专利。史载:“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日:‘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由此可知,一骑独斗的传统于胡汉武人之间早有共识,有助简化本来复杂的军事对峙,同时成为斗将建立声名的门槛捷径。

唐前期名将辈出,拥个人绝艺而扬威阵前者不在少数,例如尉迟敬德于阵中夺槊,薛仁贵以三箭镇抚天山等,皆为阵将的单挑对决立下英雄典范。发展至大唐后期,骑将格斗的手段趋于多元化,或以弓矢作中距离的对射,或用枪矛棍棒为近距离的冲锋,并备短刃随时埋身搏斗。这种马上随机应变的作战方式,已然扭转以往战争中,蕃部必占优于骑战,汉军只能以步射制敌的被动格局。而藩帅坐镇观斗,在计量战争成败之余,亦可藉此审视部下的勇艺才具。

有一点众所周知,唐末五代藩镇尚武之风最盛,历史上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基本上就是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藩镇混战的结局。唐末以降,朱温建立的后梁,自始至终与沙陀李克用父子周旋,时刻须养兵蓄锐。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以至晋汉间的石敬瑭、刘知远,无不继承了沙陀部的好战精神。而后周至宋初的侍卫、殿前亲军,也孕育出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能征惯战的军人性格,成功实现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因此,由唐至宋的整个转折阶段,肇始于武力割据分裂,也是透过武力完成统合。在频繁的争役当中,藩镇帝王和将领的军事主从关系至为重要,藩帅立于中军大阵,对靡下诸将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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