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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审拦腰截杀，张归厚、贺德伦无心恋战，匆匆夺关而逃。存审斩获千人，归来之后，昭义复取。晋王收到捷报大喜不已，遂奏表汾州刺史孟迁——也就是昔日归降的邢洺留后，为昭义留后；出李存璋为泽州刺史，同守昭义二州；令李嗣昭将得胜之师回旋，大表功劳。
汴州那边，朱温初闻张归厚、贺德伦求战不得，已知晋人是在使诈，又重新派遣葛从周去救援昭义。然而葛从周才到怀州，已闻二将败归，只好退回。
朱温道：“昭义本非我所有，失去了也不可惜。如今却有一大事，陕虢兵变，王珙被部下所杀，都降朱简占据陕州军府，来认我作父。我已赐他姓名朱友谦，陕虢已为我实有，如此一来……昭义甚至河中都是孤的囊中之物，迟早全部取来。”
众将听到这里，纷纷上前恭喜。朱温得意洋洋，继续说道：“我自取邢洺，大胜刘仁恭，可用大军已复至十万。本来此时李存曜西进关中，正好趁虚而攻河中，只是若取河中，李鸦儿必然大举南下以救，而李存曜也可能会撤军回援，南北夹击，便有些为难了……为今之要，是刘仁恭复炽，为乱河北，我当先除此鹰鸷，全取河北，再伐河东！葛从周听令！”
葛从周上前，单膝下跪，行军礼。朱温取过符印，下军案，来到葛从周跟前，亲自扶起，说道：“孤现在就将这十万大军尽数交付通美，务必为孤全取河北！”
葛从周不敢接印，重新下拜道：“蒙大王如此信任，从周披肝沥胆，唯舍命效劳。可是大王将全部大军交付，末将惶恐不安！人言可畏，从周恐未战死沙场，却死于流言，这符印还是大王自己掌管，末将但事事请命便是！”
朱温道：“军情紧急，哪能事事请命，岂不是贻误战机？通美若害怕流言，我派一监军随从，你见监军便如见我，有事商量着便是，则不必惧怕流言！”
葛从周知道朱温一贯疑心，却不料对自己如此推心置腹，已然感动得潸然泪下，拜谢道：“大王用人不疑，又能替部下着想，从周敢不以一腔忠心奉上！”乃接过符印。朱温于是唤过一名亲信，名唤蒋玄晖，拜为都监。葛从周遂领大军十万，再度北伐河北！
葛从周出兵之日，正是李曜扬威之时。
这日清晨，蒲军于华州城外摆开阵势，静候节帅一声令下，便要一举破城。然而李曜却不知为何，迟迟不展进攻旗，只是在阵中肃立而望。
蒲军不攻，韩建却不知是等不急了还是怎的，忽然派了一支兵出城摆开阵势，一员牛高马大的将领冲出阵前，大喝道：“蒲军摆阵不战，是何道理！若是怕了我家节帅，不如早些打了包袱回家！若是担心失了颜面，不如遴选一将前来与某一战，以作了结！”
河中诸将心中大奇，河东军历来以勇悍著称，河中军中更有朱八戒这等天下悍将，韩建莫非失心疯了，竟然派一将出来挑起阵前斗将之战！
阵前斗将，并不稀罕。唐宋之际，藩镇混战，行军部署的缓急轻重，以及列阵攻击的形式，尤于战争胜败当中占主导因素。将兵之道，虽然由各种客观环境，诸如敌我的地势、兵数、补给等因素左右，唯将领在战斗中发挥的才具应变，亦足以改变双方强弱的定律。唐末、五代、宋初，战阵中的单骑决斗方式，充分体验权力争霸过程中善战军人的英雄主义，类于欧洲中古时期的骑士精神，而双方主将的骑斗形式，也在很多时候构成两军胜负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由唐入宋的五代时期，正是中国全面进人割据分裂之局，又于极短时间内完成统一之势，将帅短兵相接的情况频繁，作战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得以提升，因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战争文化。单骑决战，常于两军屯驻据点、列阵对垒之形势下临时启动，反映两军经过权衡轻重，以挑战与应战的方式，达至速战速决的军事效果。
唐末五代盛行阵前骑斗，与阵式中马军的战斗角色不断崛起有关。战争之道在于攻守，历代兵法均以列阵来统整行军或作战队伍。由于各类兵种位置配合得宜与否，能左右全军进退，在实战当中逐渐得出不同的布阵经验。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掺杂步兵，负责急击行动，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隋唐行军列阵心得，继承自汉魏南北朝之漫长中古时期，最终衍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式作战原则。
史称大唐名将李靖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创置六花军阵，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骑队纷纷编成战队及跳荡队名目，作为支援正兵的突击奇兵。六花阵法，就是将马军和步军整合于六个方阵之内，即右虞候军、右前军、右后军、左虞候军、左后军、左前军，连同置中的中军，构成行军时随时开列的七军阵势。在《李卫公问对》里，又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即在作战时，“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至于“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的三个互相庇护的层次。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
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在在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为应付突厥人侵，武则天时期且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这些地方的马兵团，加上各种城傍及步兵团，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马步军种。如以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大历十二年，魏博七州和冀七州各拥兵五万，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以上，与建中四年幽州十二州之兵数相约，为较强的藩镇。一般小型藩镇的兵员则在二至三万人，如襄阳六州、凤翔一府一州（现在李茂贞时期除外，他其实有几个镇的地盘）和泽潞五州等。
藩镇之间的战争，常指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而已，与唐前期动辄率十万以上大军持续长途的境外作战，本质上呈明显的差异。藩镇私兵有限，令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趋于灵活多变，过往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藩镇禁卫的中核力量。例如历史上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顒“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各藩镇无不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便捷，尤其注意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以期达至速胜的战争效果。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更为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以应付多变的地理形势。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攻守兼备的弹性战略，务使损兵折将的程度减至最低。于是敌我阵营之间的骑斗文化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两军对峙时的序幕战。从双方列阵后的邀战、迎战，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习以为常的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
事实上到了宋朝，《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后集“挑战”之条里专门说了这个：“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说明是由唐末五代入宋的一种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不过，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产生一触即发的格斗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方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产生强弱立判的转挨点。
战将的对决行动流行于整个中国中古时代，经历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至唐五代尤盛于产马的华北地区，已非胡族军人的专利。史载：“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日：‘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由此可知，一骑独斗的传统于胡汉武人之间早有共识，有助简化本来复杂的军事对峙，同时成为斗将建立声名的门槛捷径。
唐前期名将辈出，拥个人绝艺而扬威阵前者不在少数，例如尉迟敬德于阵中夺槊，薛仁贵以三箭镇抚天山等，皆为阵将的单挑对决立下英雄典范。发展至大唐后期，骑将格斗的手段趋于多元化，或以弓矢作中距离的对射，或用枪矛棍棒为近距离的冲锋，并备短刃随时埋身搏斗。这种马上随机应变的作战方式，已然扭转以往战争中，蕃部必占优于骑战，汉军只能以步射制敌的被动格局。而藩帅坐镇观斗，在计量战争成败之余，亦可藉此审视部下的勇艺才具。
有一点众所周知，唐末五代藩镇尚武之风最盛，历史上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基本上就是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藩镇混战的结局。唐末以降，朱温建立的后梁，自始至终与沙陀李克用父子周旋，时刻须养兵蓄锐。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以至晋汉间的石敬瑭、刘知远，无不继承了沙陀部的好战精神。而后周至宋初的侍卫、殿前亲军，也孕育出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能征惯战的军人性格，成功实现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因此，由唐至宋的整个转折阶段，肇始于武力割据分裂，也是透过武力完成统合。在频繁的争役当中，藩镇帝王和将领的军事主从关系至为重要，藩帅立于中军大阵，对靡下诸将临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