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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点头正色，一脸肃然道：“正是。”
李曜心中暗道：“这个问题后世的一些论坛上倒是颇有些爱好青史煮酒的哥们喜欢讨论讨论，我当然也能答得出来，只是我要跟你说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阵痛，是奴隶主转为封建制以及门阀制转为科举制所导致必然动荡而统治阶层未能顺利引导最终导致灭国的结果，再跟你说说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不就全是后世的历史观说辞了，你难道一时明白得了？”但见李巨川一本正经地模样，李曜忽然想到一件事：莫非此人打算投靠我？
这不奇怪，李巨川本人，就以原先历史上的记载来看，也算是个有本事的了，有本事的人要转投他人，必然要有一些理由。就像他刚才所说他从王重荣手下跑到韩建手下，就是因为韩建更体恤民情，这对于“封建儒家”的读书人来说，未必不可能，而且甚至颇有可能。
那么，他因为其他一些什么思想理想之类的原因转投自己，也未必不能啊。只是，他这个问题要怎么跟他说，才说得明白，而又不会超出这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呢？
不过李曜对于李巨川的敏感还是颇为欣赏，隋朝与秦朝出奇的相似，这事似乎到了现代社会才被重视。按照现代社会的说法，两者最大的相似无非三点：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
现代人很喜欢讨论，认为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来说，没有杨广，也肯定会有第二个或者类似的一个隋炀帝出现，但按照李曜读史的分析，他却觉得这个隋炀帝第二即便是延后一分钟出现，恐怕历史也将大大的不同。可惜他无法证明，除非他穿越来的朝代不是唐末，而是隋朝或者北周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GM也许不能控制一切，但总策划显然可以。在西方，这个总策划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总策划叫做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当时秦前那会儿，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了。隋炀帝其实跟秦始皇有些类似，甚至后人有个说法叫做：“秦始皇多活几年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少活几年就是秦始皇。”李曜一直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隋炀帝的确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同时又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只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功课，历史证明他这门课实实在在的是挂科了，当然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绝对是个偏科尖子生。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今后李曜地位到了再说）。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然而隋朝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朝也犯了和秦朝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别说隋朝，任何朝都承受不了。
其实农耕时期的一些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