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之《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
李曜在扬州暗中搜罗的工匠技师通过“商业渠道”被转往北方，许多人甚至是拖家带口一并过去。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让这批人万里迢迢去北国落地生根太难，所以李曜才会在扬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盘，岂能在扬州空耗许久，就仅仅为了等着将那三千骑兵带回？自然是要趁此机会办更多的事。
而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问题在于，灵州也好，幽州也罢，如今都不属于李克用，幽州虽然短暂归属，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坚持让刘仁恭出任幽州节度使之后，就没考虑过将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说在幽州造船，离中原未免太远，离他设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远。
选址问题，李曜很是伤了一番脑筋，好在军械监之前正开始了测绘工作，李曜自然将其利用起来，最终选址在了一个几乎“三不管”的地方：樊村。
光说如此一个小地名，谁也不知道在何处，实际上它位于李克用河东所属的慈州最南端，紧邻王重盈河中绛州最西北，如果隔黄河往西望去，则是韩建同华节度使辖区的最东北。
此处作为军械监的临时造船基地，有三大优势：一，黄河到此突然变宽十倍，水面极宽，水深也够，适合走船、停船；二，此地还是李克用河东军势力范围，南边王重盈是盟友，西南韩建不够胆量来惹，而河东慈州刺史为李存进，乃是原李存孝、现李曜一派之人，李曜在他的辖区设立几个造船点，而且地方偏僻，他绝不会多说半句废话；三，此处离河中极近，有利于将来。
中国地形复杂，水域情况也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对船舶的建造有着不同的要求。李曜经过了解，知道唐朝工匠已经能够根据各地水情状况设计出各种型体的舟船。在仔细询问了黄河流域跑船的老舵手们之后，李曜慎重地选择了两种商船，而军舰类的船只，种类则略多一些，不过相比商船，军舰的建造数量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李曜目前造船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以及让这些人“练手”。
黄河中游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闻名，为适应这种暗礁险滩密布的航道特点，军械监商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同时，鉴于有些河道水流湍急，船的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元稹所说“下峡舟船腹似鱼”，就指这种型体。
此外，军械监商船还配备了各种船具，以保障航行。按照水运处给李曜呈上的公文来说：“本处造船壹厂所造之船，与下之船，大抵观浮叶而为之，其状一也。执而为用者，或状殊而用一，或状同而名异，皆有谓也。下之船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尾有柁，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状直如艣，前后各一者，谓之梢。船之斜正欹侧，为船之司命者。梢类柁，其状殊，而船之便于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诗。桨、桡、櫂、拔，使其进而无退，利涉川泽。为船之陈力者，艣，几桨类，其状同而异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艣。作艣诗。河水湍峻，激石忽发者谓之濆，沱洑而漩者谓之脑。岸石壁立，濆之忽作，篙力难制，以其木之坚韧竿直，戟其首以竹纳护之者，谓之戙。竹为而句其，戙者，谓之纳。为船之良辅者，戙与篙，状殊而用一也。在船独出，悉不如戙。作戙诗。崖石如齿，非麻枲纫绳之为前牵，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枲为韧以续之，以备其牵者，谓之百丈。系其船首者谓之阳纽。牵之者击鼓以号令之。人声滩乱，无以相接，所以节动止进退。牵之妨碍者谓之下纬，济其不通。为船之先进者，枲与竹，状殊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诗。”
这话是说，军械监所造的这种商船上最重要的用具是掌握航向的梢，船头船尾各设一梢，这样就加强了控制方向的力度。用于划水的船具有桨、桡、艣等。此外，商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戙，这是一种硬木长竿，竿头有横木，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在风帆推力不足的情况下，商船偶尔还需用人力牵引，为此，设计出了叫作百丈的牵引绳索。这种索缆坚实耐磨，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
到了黄河中下游，江面扩宽，险滩减少，但受季风的影响，往往出现较大的风浪，所以，第二种大型平面舟船就应运而生，李曜为其取名晋船。晋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船形宽广，船体扁平，方头而平底。虽然其船体有大有小，共分大中小三款，但均为平底、平头，这些都是这批晋船的显著特征。这种船只抗风性能好，运输能力强，但前行阻力较大，操纵并不灵敏，因此不太适宜进入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黄河、长江上游航道，也难以靠近险要地段，所以水运处的公文称此舟船要“随江、汴、河、渭所宜”，有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说，就在于各种不同制型的舟船要适应不同水域，才能安全畅行。
当然民用船只只是为了李曜将军械监的触角扩大，同时提高运输效率，外加让技工们练手，本身李曜并不指望从中获得多少利益。他最主要的目光，还是放在军舰的建设上了。
大唐的军用舰船分为若干类型，以适应于战斗需要。此时的军用舰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六种类型。
所谓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楼船是造型最大的战舰，武器装备齐全。隋朝初年，杨素“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算是最大规模的楼船了。唐朝最普通的楼船，也能载水兵近二百人。建中年间，韩滉任镇海军节度使，就曾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水军的楼船自然主要用于多载水师，并显示水战实力。李曜因为只是试制，目前建造的楼船只有八艘，而建成的更少，仅有两艘，如果发生水战，基本上只能当旗舰使用。
然后是蒙冲，奶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蒙冲的造型小巧而灵活，并采用全封闭结构，避免外敌的攻击。唐朝水军常配备此类战舰。皮日休便有“蒙冲后军肃”的诗咏。崔郾任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时，鉴于“江湖之间，萑蒲是丛”，大型战舰难以施展，“因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期月而尽获群盗”，便是使用蒙冲的成功范例。正是因为有这等范例，李曜对蒙冲也是寄予厚望，前后建造近四十艘，乃是作为主力战舰储备。
再则是斗舰。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旛帜、金鼓，此战船也。斗舰的船面为敞开式，水兵可以排列迎战，划桨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李曜个人不大喜欢这船，感觉上水面上的步兵，但为了让技工匠师“练手”，好歹造了五艘。
接下来是走舸。走舸者，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这种走舸是行进速度最快的战舰。李曜对速度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走舸又多用于侦察、奇袭，正是他所擅长，因而也不管自己根本不会指挥水军，竟然造了两百多艘。
然后是游艇。此游艇非后世游艇，不过其实也有些类似，此船无女墙，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汁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这种游艇造型小，机动性强，主要用于特殊军事侦察和舰船调度。如果要比喻，有些类似后世解放军的冲锋舟。这种船只建造不多，一共二十余艘，不过由于建造简单，临时建造也不是来不及，造价也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