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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刚抬脚要走，这下便犹豫了一下，他不大想跟官差打什么交道，只是自己商队扎营之处离这里不远，要是眼下自己不理会这官差，一会儿他们却仍然找到自己所在，那便有些尴尬了。
想了想，自己一行两百人，又是身带兵刃弓箭的河东节帅府官商，区区两名官差能把自己怎的？李曜下意识摸摸腰间长剑，心说：“稍候就稍候，不怕你耍横。”
那渡船很快到岸，一名官差抢先跳将下来，朝李曜拱拱手：“这位郎君请了，我等乃是押解人犯前往云中的官人（注：此为官差自称，不是老公⊙﹏⊙b），因前些日子暴雨阻路，耽搁了时日，未免延误公期，如今只得急赶，敢问郎君如何称呼？这附近可有方便借宿之处？”
李曜见这官差倒还有礼，便回了一礼：“在下代州李曜，字正阳，奉节帅之命，运送军械至潞州，今日正与商队落脚于此。至于借宿之处，在下原本不甚明了，只是依家中长仆所言，此处只怕并无农舍。”
一听这话，两名官差便有些为难，凑在一起商量了起来。李曜则注意到，下船之后，这两名官差并未找艄公付钱，反倒是后面一名少年去把钱付了，此时刚下渡船。
李曜惊讶的发现，两名官差商量之后，居然又跟那犯人嘀咕了几句。那犯人面色不变，打量了李曜一眼，对官差微微点头，却至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
李曜心中好奇，这人犯莫非是甚遮奢人物，都带了木枷镣铐被流放了，这两官差居然还对他这般恭敬？
他还没想出此人究竟有可能是谁，一名官差已经上前再次拱手道：“李郎君，我二人此来，乃是奉刑部公文，长流前太医署医学王博士往云中，今日既无农舍可以借宿，不知李郎君一行可还能空出两顶帐篷，借宿一宿，我等既是官差，又奉刑部公文，自当有所酬谢。”
李曜微微一怔：“医学王博士？这年头就有博士学历了？啊，是了，此博士非彼博士。”
他刚才只是一时发愣，这时已经回过神来。原来唐代的“太医署”既是医学教育机构，又是医疗单位，在编制上分为四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其中医科又设有体疗、少小、疮肿、耳鼻口齿和角法等不同专业。每一科中设“博士”一人，其余依次设有“医师”、“医工”、“医生”若干人，在医科和针科中还各有“助教”一人，次于“博士”、高于“医师”。
不过李曜对于一个医学博士居然会被流放感到颇为意外。隋唐五代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医药方面，为了保证皇室成员的身体安康，在前代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系统，执行这套系统的三大机构就是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太医署设立了更全面的官职，除了掌管全国的医疗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当了医药大学的角色，并逐步把进行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作为重点，从而保证了不断为宫廷输送医疗人才。尚药局是宫廷内皇帝及皇后等专门的医疗保健机构，负责宫内的疾病治疗、御药的制作及试尝。药藏局则是特别为太子设立的，负责给太子治病保健，以利于太子更健康地成长。
于是眼下的情况就很奇怪了，一个教书的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怎么会搞得流放了？
须知唐朝的法律制度是较完备且影响深远的。自北魏将流放列入五刑后，唐朝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一制度，对唐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流放类型来说，唐朝流放按时期划分，大致有三种类型。即：三流，加役流，长流。三流，是唐朝初期，在沿袭隋朝答、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确定的。流放是五刑中的重要刑种，仅次于死刑，高于徒刑。《唐律疏议》“犯流应配”条规定，“三流俱役一年。”即：一等流放三千里，二等流放二千五百里，三等流放二千里。隋朝流刑犯居作期有二年半、三年不等。唐高祖武德二年改流罪居作一律为一年。加役流，是在贞观年间修改律令，将死刑中的一些内容改为断右趾，后又将免死罪断处法废除，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注及疏议又说：‘功役流者要流三千里，居役三年。”可能是唐高宗李治水徽年间立改的。长流，《唐律》中虽然没有记载长流，但在唐代史籍中常出现“长流”之词。即因反逆缘坐而流者即为无期流放，称“长流”。如李义府之长流嵩州，韦坚之长流临封，高力士之长流巫州等。对长流的犯人非经特赦，一般不得返回原地。
想到这里，李曜忽然一怔，下意识地朝那位“王博士”望去，心道：“莫非这位医学博士事涉谋反？可他既然只是一个教书的医学博士，似乎就算真有谋反，也该没他什么事才对，就算有人想毒死皇帝，那也该找尚药局典御（尚药局最高长官）才是正理。”
李曜这个想法其实也不奇怪，唐朝的流放，在许多后世人眼里，似乎都认为跟谋反关系很大。甚至不少学者都认为流刑名重实轻。譬如某学者的理由有二：其一，唐代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其二，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而事实是，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反之，因流放而遭厄运者则不少。
不少官吏死于流放地，称流死某地。如李袭誉因杖杀番禾县丞刘武，被“除名，流于泉州，无几而卒”。宇文节坐房遗爱谋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无疑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解史料。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
至于诗中屡屡提及的“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静江知府，以其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其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