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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说得简便，也没提什么时候交付，还是他手下的左都押牙、检校左仆射盖寓提醒，才定了个六月前交付，然后领军南下去了。
当然，这些事李曜都不曾亲见，虽然他也挺有兴趣见一见李克用这个大名人，但他一个庶子，自然没有机会跟着李衎一同去送李克用。更确切的说，李衎当时根本没带旁人。原本如果嫡长子李暄在此，李衎倒是愿意带上的，只是此次李克用突然出兵和郝连铎交战，又引得幽州李匡威出兵救援郝连铎，北地边境狼烟四起，李暄一时被堵在了关外回不来，因此也没赶上。
既然又接了军令，铁坊只好再次行动起来，好在经过李曜这两个月的整改，铁坊如今对流水线作业已经颇为熟稔，诸般安置，各得其所，倒也不必李曜自己再操心多少。
如今气候稍微转暖，李曜时不时便叫上憨娃儿外出城外练习骑术，现在他的骑术虽然比憨娃儿颇有不如，但却也还算不错了，马上开弓自然是箭出无踪，但纵马疾驰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表面上，李曜这段时间过得很是自在惬意，其实他也在静观天下之变。当然，他倒不是那么有雄心霸气想要什么趁势而起，只是想看看自己这个基本没做什么事的小蝴蝶应该不至于引动历史走向，以此聊以自·慰罢了。
李曜现在等着的就是郝连铎、李匡威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然后朱全忠上表附和，最后唐廷在张濬、孔纬这两位宰相的力主下，夺克用本兼各职及爵位，并召集诸镇联合出兵讨伐。
李曜觉得，如果这件事还能发生，那么这个时代的走向基本上就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他也就只好老老实实打理家业，争取找个机会溜到太原定居，赚点小钱，过自己的小日子罢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李曜认为这件大事爆发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因为李克用跟唐廷着实有这不小的矛盾。这个矛盾牵涉到一项巨大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调和的，那就是河中两池盐利之争。
此事至少要从广明元年（880年）说起。这一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的身份作乱，由于这个时代朝廷已经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所以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年）四月便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节帅同时，就尽占盐租，所以后来大宦官田令孜作为“观军容使”却没钱养兵，就请朝廷收回两池盐利，结果引起一场大战。
当时在明元年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曾经请降于贼，但由于黄巢贼军勒索巨量财物，又欲在河中征兵，王重荣忍无可忍，不久即发兵相拒。时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就对手下说：“我为了不使巢贼祸害河中，忍辱负重，屈节以事贼，哪知道现在黄巢不仅要钱要粮，又要在我河中征兵，我若依旧如他所愿，今后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于是将黄巢使者全部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扎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想来想去，觉得沙陀精骑战力甚强，不如联合沙陀人。于是就有了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
具体情况是这样：当时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日夜担心，便跟行营都监、大宦官杨复光说：“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
杨复光出了个主意，说道：“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指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无风个人认为此人可算能臣了）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果不其然，十二月，李克用领兵四万至河中。
李克用的沙陀精骑战力非同等闲，他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结果是“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于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于王重荣兴复唐室之功不无溢美。
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于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至于说盐利究竟有多大，竟然能做这么多事？
简而言之，唐朝朝廷的赋税，有一半出自盐税，而河中解池、安邑两大盐池之利，足足占了唐廷赋税的六分之一！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是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后来则出于无奈。王重荣出任蒲帅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节度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王重荣这时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建新城，二是“纳款帅臣”，两件事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所谓“恳辞剧务”云云，自然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所以说，王重荣中和年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年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然能够成功，则其在盐利的使用方面，也就必然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要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以此时唐朝朝廷之虚弱而言，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应该说已经很算是很不错了。
然而糟糕的是，光启元年，这一平衡就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本人的死亡。
僖宗中和三年，杨复光卒于河中，史书记载说“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直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于是原本就故有的盐利之争，迅速出现升级。
到了光启元年七月，田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伐王重荣，直接导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以讨伐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李昌符之军于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危难之际，朝廷不得不再次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此来缓和与河中、河东的关系。
“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朱玫于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于行在。”
“杨复恭兄弟于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
这两则记载显示，杨复恭与杨复光同样，在勾通朝廷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王重荣、李克用“幡然改图”及“献缣朝廷”之举。所以说在唐朝，尤其是玄宗朝之后，宦官的能量不可谓不大。
但杨氏兄弟既然与田令孜为朝中对立的两派宦官势力，则由他们与河中、凤翔等的关系，又可知宦官勾结藩镇，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为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既以盐利为导火索，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盐的战争。
而自此后，唐朝廷在盐利方面外则受制藩镇，内则听命宦官。光启二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军使后，同样占取了朝廷盐利大权。
因为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所以李克用才会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而后他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光启二年六月，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这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王重荣的兄长、时任陕虢节度使王重盈继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子王珙任陕虢节度留后，这其中都有李克用出力相助。
须知此时李克用兵威震慑天下，唐廷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只能被迫听命于李克用。为了摆脱李克用及其朝中之党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一见朱全忠、李匡威、郝连铎等诸镇请求联军共讨李克用，立即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
因为这一连串事件，乃是事事相关，是以李曜早就认为，唐廷讨伐李克用这件事依旧会如期发生，至于此战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依旧如“历史”一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