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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民，不唯君！
他突然想到，“文死谏”远比“武死战”要难。
当一个将军在烽烟中勇敢地一冲时，他背负的代价就是一条命，以身报国，一死了之。敢将热血洒疆场，博得烈士英雄名。而当一个文臣坚持说真话，为民请命时，他身上却背负着更沉重的东西。首先可能失宠，会丢掉前半生的政治积累，一世英名毁于一纸；其次，可能丢掉后半生的政治生命，许多未竟之业将成泡影；再次，可能丢掉性命。
然而更可悲的是，武死，死于战场，死于敌人，举国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于不同意见，死于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将要忍受长期的屈辱、折磨，并且身后落上一个冤名。这就加倍地考验一个人的忠诚。唯民不唯君，忧国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荡荡无私心。唯民则忠，唯君则奸。“社稷为重君为轻”，真正的忠臣，并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家、民族、人民。
他突然想到五代一位名人，那位历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的长乐老冯道。
在中国，无论古今，最容易挨骂的文人，是有变节行为的文人。在这方面，人们往往爱把文人和女人联系在一起。欧阳修编《资治通鉴》，曾大骂冯道为历代奸佞之最，其中就举了个贞妇的例子，于是王凝妻李氏名扬千古。后人在论冯道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著名的花蕊夫人和李清照。李曜当年读史读到此处，颇觉好奇，便仔细查了查冯道究竟做了哪些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之事，居然能成为“奸佞之最”。
结果，勉强能算昧良心的事有两件：
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闵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发动了一场兵变，皇帝逃跑了。做为百官领袖的冯道带着人去迎潞王，急急切切地要写劝进文书。就是说这位皇帝没死，那位想做皇帝的人还没来也没表示要做皇帝，冯道就先想着“劝进”了。他的要求当时就被一位忠诚的卢导先生给正颜厉色地顶回去了，冯道“红着脸”说了一句“事当务实”。结果，潞王假惺惺做了一些姿态之后，果然做了皇帝。
把幽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人的后晋儿皇帝石敬塘，非常信任冯道，临死的时候，让小儿子石重睿出来拜见冯老先生，还把孩子抱着放在冯道的怀中，大有刘备托孤给诸葛亮的意思。结果石敬塘死后，冯道认为天下太乱，国家应该立长君，就没按石敬塘的意思来，自做主张地立了年长的石重贵。
从这两件事能看出来，冯道对皇帝是很不够意思的，至少可以说他不忠。但是这又能说明冯道头脑清醒，知道大局，另外他还老实得可爱，有啥说啥，不做姿态。他劝潞王做皇帝，是觉得得潞王比闵帝强，而且以当时的情况，潞王不做皇帝已经不可能了；他废幼立长，也是为了后晋天下的太平，如果立了小皇帝，马上就会乱。所以李曜一直觉得冯道这两件事也不能说是错，他说的“事当务实”，这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冯道面对复杂的政治情况“依违两可”也是常有的，这不是因为他滑头，而是的确不是那块材料。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常说自己是个书生，不懂得军国大事。石敬塘有一次问他“军谋”之事，他说：“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石敬塘听了很高兴，认为冯道老实。当时还有很多人也清楚这一点，有人曾对石重贵说：“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耳。”于是石重贵就不再难为冯道做宰相，另给他派了清闲的官职。
说冯道贪图禄位，也不全是事实。后唐潞王在位的时候，冯道位至司空，执政的卢文纪不知道司空该管什么事，另外还想排挤冯道，就想让他掌管祭祀扫除，冯道听了，很坦然地说：“司空扫除，职也，吾何惮焉。”后来卢文纪自己觉得太不合适，也就算了。后晋石敬塘称帝时，冯道得宠，权力很大，但他自知不是相才，就称病求退，躲在家里不上朝，石敬塘派儿子石重贵去请他，说：“来日不出，朕当亲往。”冯道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
像冯道这么一个书生，能在五代这样的乱世活下来，并历朝历代地做大官，确实是个异事。后唐明宗时他开始做宰相，完全是误打误撞，凭了一时的运气。当时朝臣们推荐宰相人选，争执不下，明宗李嗣源说：“宰相重任，卿辈更审议之。吾在河东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竞，此可相也。”就这样，冯道捡了个宰相做。然而他也没有让李嗣源失望，君臣们一起，干了不少好事。
就连大骂冯道的司马光，在其留下的文章墨宝中也曾这样记载：
上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常记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厥，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上深以为然。上又问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长兴二年，敕解纵五坊鹰隼，内外无得更进。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禽兽”。上曰：“不然，朕昔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遣骑取之，比及取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也。”
好一对爱民如子的君臣！
而他们两人的另一大功劳是文化方面的建设：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也不知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大文豪们在写文章骂冯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冯道的这些“小善”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宋朝文人多，是因为从唐五代以来雕板印刷术渐渐流行，读书比前代方便多了。但是如果没有冯道这些掌过权的书生刻意地保存文化遗产，历经乱世，欧阳修司马光真不知有什么可读的，他们哪能振振有词地引用儒家经典来骂前辈！
冯道从后唐到后周，伺候了不少皇帝，没有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为前朝尽忠尽节，这是人骂他的第一个原因。一个老实的书生，生逢乱世，不肯老老实实地隐居山林，却在官场享尽荣华富贵，混了太多的日子，这是人骂他的第二个原因。
尽忠尽节，无非是上吊抹脖子，让人死掉而已；隐居山林，看似安静，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做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是被契丹人打了草谷，就是被汉人抓了壮丁，或者做了“腊肉”，还是个死掉而已。
一个人想办法要活下去，有什么错！
那个时候，兵强马壮就能做皇帝，今天你做，明天他做，打一个盹的工夫朝代就换了，谁会为这些军阀皇帝守节尽忠？欧阳修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武夫战卒上阵打仗，成了的封王封侯做皇帝，败了的朽骨一堆，所以拼命的人多，杀红了眼哪管是死是活。而文官们要死，就得自己认真拿主意，得看死得值不值。前文提的那个顶撞过冯道的忠诚之士卢导，说话的时候振振有词，潞王做皇帝后也没见他为闵帝尽节尽忠啊！
冯道能逃过一场场的兵乱政变，没有被哪个主子一生气砍了头，不是因为他会曲意逢迎，到处讨好，而是由他“事当务实”的办事风格，和“与物无竞”的个人风范所致。好几次他都被牵连上了，结果皇帝都说：“这个老头不是多事的人，别找他的麻烦。”当时每一位军阀做了皇帝之后，都梦想着天下太平，江山永固，而冯道被人们评为“承平之良相”、“多才博学”、“清俭宽弘”，所以皇帝们都不讨厌冯道这样的人，都愿意给他大官做。
宋朝的文人骂冯道，是通过苛求古人为现实服务。江山一统了，天下太平了，文人们做官的机会多了，变节的可能又少了，所谓饱汉不管饿汉的饥，“你看，我们多忠心啊，从来不变节啊！”也不看看，你们有机会么？
但事实上，大宋朝从五代继承下来的丢人事情，他们还是不敢多说，贤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对后晋石敬塘贿赂契丹的事啧啧称道，认为花钱买太平，所费不过数县的赋税而已，是很值得的。
而且冯道也和平常我们所说的“叛徒”不一样，他没有朝秦暮楚，今天投奔这个，明天又倒向那个，没有为敌人提供过情报，也没有回过头来残害自己人，他只是随着朝代的变更而改换门庭，就像乱世漩涡里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没有被浪头打翻。卖国叛国的事，冯道毕竟不曾干过。所以后世有些人在文章中把冯道和秦桧汪精卫周作人扯在一起，实在有失公平。
在古代女人失贞、寡妇再嫁是了不得的罪过，而现代人们连“黄昏恋”都开始提倡了，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位乱世的书生，非要让人家“死给你看”？
在李曜看来，冯道不仅没有失贞，反而是天下最贞。他每在一朝，所做所为都是为百姓做事。其个人道德之高，除了那个李曜根本看不上眼的“忠君”之外，历代有几个能比？就算司马光，也没有找到他的其他恶行。
脑子里充斥着这许多现代思想和古代思想的冲突，李曜在席上便显得沉默寡言，折宗本年老成精，察言观色之下，只道李曜忧心军务，又鞍马劳顿，因而宴饮一毕，便早早散席，安排人请李曜等人各去休息。至于飞腾军，折宗本早已空出营盘，请他们入内，倒也不必李曜多问。
当夜，李曜深思许久，仔细回顾自己穿越近两年来所做的一切，他自问：原先我所思所想，是否过于自私？在这样一个唐末临近五代的世界中，我该如何去做，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