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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和支持。3月27日，长期以来批评越南战争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应邀到白宫去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举行一次关于美国和世界和平的私下讨论。这位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对总统说，总统如果“马上”结束越南战争，就将成为民族英雄——“正像戴高乐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后那样”。宫布赖特后来回忆道：“我谈完离开时，相信总统和基辛格博士都同意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基辛格送这位参议员到门口，向他保证：“新政府不会遵循约翰逊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富布赖特后来说：“我把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战争即将按总统的计划而宣告结束。”
到了1969年5月初，基辛格断定，美国采取主动，大力推动谈判的时机已到。总统定于5月中发表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到时他将初次公开阐明他和基辛格认为可以作为解决这场战争的谈判基础的那些原则。基辛格起草了演说的头几稿。这个演说定于5月14日晚上10时进行。在总统讲话之前1小时，基辛格把多勃雷宁请到白宫办公室来。他把演说的一份预发稿交给了这位苏联大使，强调指出它所包含的新的契机，然后提请他注意下面几句关键的话：
“要是把态度灵活误以为是软弱无能，把通情达理看成是没有决心，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还必须十分坦率他说明白，要是这种无谓的痛苦继续下去，势将影响其他方面的决定。这样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基辛格把这几句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话：如果俄国人“不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美国就要“使战争升级”。多勃雷宁答应把基辛格的口信转达克里姆林宫。但是，尼克松在演说里排除了“用纯军事方式来解决”战争。他也拒绝反战群众要他抛弃阮文绍总统、接受在南越搞联合政府的意见。就在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前，基辛格对新闻记者们说：“我们懂得体面的解决和变相的失败之间的区别。”
尼克松在演说中列举了美国政策的“7条指导原则”，即：所谓“美国不谋求在越南建立基地；美国不谋求缔结军事联盟；如果南越人民愿意中立，美国也可以接受；南越的所有政治成分，只要愿意放弃使用武力或恐吓手段，都应当能够享有充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美国愿意接受由于人民的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南越政府；美国不强加任何政府给南越，我们也决不参与这种胁迫行为；美国不反对重新统一，如果那是人民所作的选择”。
接着，尼克松提出了解决这场战争的军事问题的8项建议。有人说，这些建议酷似1968年的洛克菲勒的计划，那个计划也是由基辛格草拟的。尼克松总统的8项建议是：
——所有非南越军队开始撤出。
——上述军队须在12个月内大部撤出南越，剩下的也要撤离战斗，开往指定的驻地。
——随着北越部队全部撤离，所有外国的非共产党部队也将撤出。
——成立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监督机构，对撤军工作进行核查。
——然后由监督机构帮助安排各地停火。
——监督机构还将帮助“根据协议的程序”举行选举。
——安排早日释放全部战俘。
——最后，协议各方同意遵守1954年和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
过了几个星期，美国又采取了第二个“重大步骤”。经过几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打算宣布他们早在就职之前就早已作出的决定，即美国将开始从南越撤军。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决定，它将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但将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西贡阮文绍政权的强烈反对。第一批撤出的人数将是25000人。基辛格和尼克松相信，只要精心布置，第一批撤军的公告可以成为向河内发出的带决定意义的信号，表明华盛顿退出印度支那的决心。
美方决定在6月8日，即尼克松总统5月14日演说后3星期多一点，发表这个公告，以便于“河内有时间对它进行消化”。基辛格对其美国的“盟友”考虑得是非常周到的。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背弃西贡政权。过去他经常埋怨美国在越南有“太上皇”的倾向，并且谴责1963年美国怂恿政变分子杀害吴庭艳总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错误”。
基辛格上任后不久，曾对哈里曼吐露说，在他看来，约翰逊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听任当时的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在1968年11月初公开责备阮文绍不肯到巴黎去跟民族解放战线进行谈判。基辛格对哈里曼说：“不应该那样对待盟友嘛。”尼克松之所以决定前往中途岛与阮文绍会晤，以宣布美国第一批撤军，正是为了要表现双方“团结一致”。此举不仅是照顾这位西贡总统的威信，也是要借他的出场来安定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的心，说明南越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至于阮文绍的公开“表示同意”，谁都知道，那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基辛格相信，从50多万人的大军中撤出25000人，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实力产并无影响，然而却可显示美国谋求解决的“诚意”。那时基辛格的确相信，只要尼克松总统一宣布开始撤军，就会使河内愿意来进行认真的谈判。他说：“我们现已到了应当开始认真谈判的阶段了。”这时越南再次传来令基辛格他们感兴趣的情报。什么“全国各战场都沉寂下来了；北越继先前在春天从南越撤出部队之后，又从南越陆续撤出了一些部队；在南方，共产党军队正分散成游击队式的小分队，美军伤亡人数大大减少了”。基辛格又在捉摸：“这莫非是对方回答的信号？”
基辛格的确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越南问题早日解决，美国军队尽快从越南脱身。由于他和学术界素有密切联系，他比别人更深刻地感觉到当时横扫全国大学校园的汹涌澎湃的反战情绪。就在基辛格动身去中途岛之前，他就亲自尝到了这个反战运动势不可当的威力。一天，他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去接受名誉学位，结果受到了一场公开侮辱。全校900名应届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反对他。基辛格意识到，在这些学生眼里，他已不再是学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在进行一场“无理性”、“不道德”战争的政府的象征了。大学生对他怀有敌意，使他痛苦万分。他痛下决心要恢复政府同大学生之间的信任。他相信，只有通过谈判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才能防止学生的反战思想有朝一日爆发成为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或者发展成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大规模同社会对立的情绪。
基辛格博士建议尼克松总统同胡志明建立直接的联系，向这位北越领导人发一封密信，建议举行认真的谈判。如有可能，由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在巴黎开始秘密接触。美国总统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这纣信，是由法国一个名叫让·圣特尼的法国银行家传递的。信的日期是7月15日。尼克松在信里承认，要经过4年战争的鸿沟进行联系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答应：“美国准备立即不抱成见地，同心协力，把和平的幸福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他重复了他那众所周知的警句说：“等待绝无好处。拖延时间只能加剧危险，加深苦难。”
让·圣特尼把尼克松的信交给了北越参加巴黎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春水。不到一星期，河内答复由春水和基辛格举行秘密会晤。这次会晤是在让·圣特尼的巴黎寓所里举行的。让·圣特尼只呆了一会儿，给双方作了介绍并向客人们指点了饮料放在哪里，就走开了。春水和基辛格会谈了差不多3小时，他们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春水法语很流利，但他带着一名译员。基辛格呢，看法文材料还行，口语差一些，由当时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武官、精通法语的沃尔特斯将军陪同。会谈没有取得突破，双方只是各自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起点。
在基辛格和春水会晤后大约3星期，白宫获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已经逝世。美方一时说不准他的去世对河内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胡志明同美国的最后一次联系，即他给尼克松的复信，是在他去世前不几天到达华盛顿的。从字里行间美国官员找不到丝毫“松动”的口气。基辛格对此大失所望。他的朋友们发现他突然对于“体面地”结束战争的前景悲观起来。
他的行动计划不灵了，政府机关中他的仇人幸灾乐祸起来了。他一度确实相信，美国开始从南越撤军，将推动河内进行认真的谈判，据美方得悉，河内领导人对局势的看法，却与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越方认为，美国撤军一开始，只会削弱、不会加强美国的讨价还价地位；他们还认为，这就表明美国的颓势已成，无可挽回了。双方都理解不了对方的立场，僵局加深了。
基辛格对越南问题的辛辣意味是深有体会的。一天，他会见一批来访的亚洲外交官，其中有一位很客气地问道：“基辛格博士，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会重犯约翰逊政府的错误呢？”基辛格报以苦笑，他说：“不会的，我们决不会重犯他们的错误。我们不会派50万大军去越南的。”他回味了一下刚才的话，接着又说：“我们也还会犯错误，但那将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这时华盛顿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临，万象萧条，基辛格为打破和谈僵局，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他拿着胡志明临终前，1969年7月20日对越南军民发布的最后一次的号召书，一遍一遍地研读，想从中寻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他默默地读到：
亲爱的全体军民：
15年前，在奠边府的辉煌胜利以后，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已承认我们民族的独立、主权、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