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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倭军蜂拥而上，刘仁轨果断作出部署：舰队中央固守，抵挡敌军的进攻；两翼的船只主动出击，冲乱本就不整的倭军编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逐个击破。
战斗的进程基本如刘仁轨所料：倭国舰队冲到了唐军前方，却被高大许多的唐军战舰所阻挡，无法继续突破；而唐军的两翼舰只则在倭军阵中左冲右突，射箭放火忙得不亦乐乎。倭国海军失去了章法，一对一的较量完全不是对手，损失惨重，被杀死、烧死和淹死的倭人不计其数，黄海的海面竟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倭国海军大将朴市田来津当场战死。
同时，唐陆军也没有闲着。在海军战友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一举拿下了已是孤城的周留城。失去根据地的百济王扶余丰仓皇逃亡高句丽。
白村江海陆大捷，百济复国的最后努力也宣告失败。
考虑到退路有可能被切断，正在新罗境内的倭国陆军也迅速撤兵回国。
第一次用兵失败，倭国举国震惊。因主力海军被歼，倭国沿海几乎丧失了水上防御的能力，只好在沿海各地大修城池和要塞，防备唐和新罗联军的海上入侵。
苦修了几年城池，倭国人惊奇地发现大唐居然并无入侵的意思。心中的大石落地后，他们开始反思：整个东亚，大唐才是老大，自己实在是差得太远。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他们主动派遣使者前来长安修复关系，遣唐使团队规模也是与日俱增。
据《新唐书·东夷传》的说法，倭国人在学习了部分华夏文字后，由于讨厌“倭”字的发音，遂改国号为“日本”，取“国在日边”之意。
谁能想到，一千两百多年后，两国海军在黄海再次交战，结果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唯一能让我们感到怀念与骄傲的，或许只有那位与舰共存亡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了。
第六章 内政格局的悄然变化
外面天翻地覆，国内也没有闲着。原因很简单：以李义府为代表的新掌权派虽然在表面上占据优势，但朝中仍有不少官员不屑他们，暗中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李义府等人之所以不受人待见，一是由于上位手段不正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出身。
众所周知，如今天下的老大李家原本就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兼高官，他们的朋友不管有钱没钱，也大都出身不俗。在科举取士形成气候之前，一个人要想当官，尤其是京中的高官，要么出身好，要么有高层的推荐。这样，先后掌权的人又通过种种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整个国家的走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的唐朝是一种垄断性的精英政治。普通百姓想要进核心层，可能性极低。
好在垄断归垄断，官员们倒也没有肆意妄为，中饱私囊，而是尽忠职守地在为国家谋求未来。他们中大多都亲身经历过隋末的天下大乱，对社会中下层的诉求有着直观的感受。同时豪门出身的人往往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能够自我约束言行。
在这一群体中，最出名的不是皇族，而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的一些拥有数百年传承的所谓“士族”，如崔氏、王氏等。他们长期占据各政权的最高层，自视极高，与“寒族”泾渭分明，就连皇帝也时常不放在眼里。
有这么牛么？说个故事就知道了。
南宋（南北朝）时期，皇帝的亲舅舅（出身“寒族”）曾去拜访过一位“士族”。政府官员间的交往，就算只是做表面文章也好歹该保持基本的礼貌吧？可这位士族偏不。不仅会面中相当傲慢，国舅爷前脚刚出门，他后脚就命人把国舅坐过的凳子扔了出去。
这实在是极大的侮辱。国舅爷咽不下这口气，找到了太后妹妹哭诉，太后又立即找到了皇帝儿子。可是，对此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让舅舅以后躲着点，别再自讨没趣。
经过长期的变迁，时局的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豪门士族已经逐渐丧失了政治能量，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也不在少数。可他们还是坚持不与“下等人”来往，只在士族间通婚，以保持血统和门第的纯洁。而“下等人”也很配合，不仅处处仰视他们，还极力寻找一切机会来攀附。
李义府也是“下等人”，也想攀高枝。
李义府得势之时已过不惑。这样的年纪自然是无法迎娶士族如花的少女为妻的。
李义府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着儿子的名义去提亲。或许是自己的名声太差，他被毫无余地地拒绝了。
李义府的自卑心理开始作祟了。虽然他大权在握，可以轻松除掉异己，但他却始终不敢贸然对“士族”们下手。
早在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命人编纂过一本《氏族志》，将皇族和皇后一门的外戚排在了门第的前两位。这个办法虽说是抬高了皇族的地位，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士族状况。尽管李世民在不断努力，他手下的房玄龄、魏征等人还是对高门大姓趋之若鹜，纷纷与之结亲；而士族也摆足了架子，聘礼不收足绝不谈婚论嫁。联姻后双方的政治能量更是有增无减，他们与重臣长孙无忌联手，共同把持着朝政。即使是老大李治，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长孙无忌一派被清洗后，上至皇帝李治，下到李义府乃至出身贫寒的低级官员，无不有一种打倒旧世界，今天我当权的诉求。再说，武后的家族还不在这《氏族志》里啊。于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李治下诏，由许敬宗牵头，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皇帝和皇后一族依然位列前两位。只是这次皇后姓氏变成了“武”姓。
至于其他姓氏，一律以官衔品级为标准。这样一来，不论出身，只要能够官至五品，其姓便可以被收入《姓氏录》，进入士大夫阶层。
睚眦必报的李义府积极把握机会，借口“当年太宗皇帝即有此意”，劝说李治对士族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政策。
李治发布后续政策：士族间不得彼此结亲；严格控制聘礼的数额。
面对强大的政府压力，士族间要么不办仪式，直接把女儿送到女婿家，要么宁可让女儿一辈子老死在家，也不愿降低门楣，与寒门结亲。倒是便宜了一些相对穷困且非士族正支的，很是借机发了财。
李治打击旧士族，并不是真的看重“门第”，而是要彻底肃清异己势力，建立起一个真正唯我独尊的新政府。而命令之所以能够被迅速、坚决地执行，还要感谢那些出身贫寒的众多中下级官吏。因为只有扫清了那些老儿，他们才有进步的可能。
所谓忠心，所谓君臣之道，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想要做到坚如磐石，实在很难。
扫清了旧势力，掌控了新政权，李治很高兴。和他一样开心的还有直接受益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只是许敬宗年事已高，已经折腾不动了。跳的最欢最高的，还数李义府。
李治的身体不如父亲强健，一直不定期地饱受头痛的折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病情升级，严重时几乎目不见物。
目不见物了自然不能再批阅奏章，但他又不放心放权给李义府，而当时也还没有“司礼监”之类的辅助机构。
好在有能力又可信任的还有一个人——武后。
当然李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权力全部下放给她。虽然史书上说是“时时令后决之”，但相信其间肯定是经过了从尝试、实习到放手的过程。
应该说，丰富的经历、聪慧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帮助武后很快胜任了新工作。在政务的处理上，她决策迅速、果断，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还经常能提出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这些都让李治感到十分满意。
见的世面多了，武后对于权力的欲望也开始逐渐膨胀。
公元661年，唐政府再度改年号为龙朔。龙朔二年，中央政府来了个官场大洗牌。
不过这次洗的不是人，而是官名。
传统的“三省六部”中，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分别改称为“中台”、“西台”和“东台”，三省的最高长官也由“尚书仆射”、“中书令”和“侍中”变成了“匡政”、“右相”和“左相”；而各部尚书则都成了“太常伯”，侍郎们则改成了“少常伯”等等。
我们知道，历代中国官名的使用周期都很长，往往要延续数百年，毕竟当权者都是男子，他们往往更关注实质，而不是形式。
女人不一样。除了实质，她们还喜欢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比如家里明明什么都有，她们仍然会不时添置些小饰品。所以说，这些官职名的变化很可能是出自武后的授意。
透过现象看本质，李义府欣喜地看到皇后地位在提高。仗着自己和皇后的亲密关系，李义府越蹦越欢，狂妄自大的程度更是无以复加。
不久，李义府上疏，请求将自己的祖父改葬到永康陵旁。
李治批准了。
永康陵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私人墓冢。墓主姓李名虎，是本朝高祖李渊的祖父。不用说，李义府这是要显摆一下，不光自己位高权重，连死去的爷爷也要换个地方睡觉，沾染点皇家贵气。
李义府手握大权，迁祖坟这等大事可不能简单了事。就算李大人想节俭，手下的人也不答应啊！
新墓冢所在的三原县令李孝节是个希望进步的上进人士。听说李大人的爷爷要搬家到自己的辖区，他喜出望外，立刻违反规定向民间征集民工和牛马，主动为李老太爷建筑新家。
他这一忙活不要紧，临近的高陵、泾阳等七县的县令唯恐表现落后，得罪了李大人，也纷纷效法，派出人马参与建设。其中，高陵县令张敬业人如其名，敬业又胆小，为了操办张老太爷的新居事事亲力亲为，居然活活累死在了施工现场。
建坟折腾死了县官，而接下来的葬礼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各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向李大人赠送吊丧的礼品。葬礼中所用的仪仗、器皿及服饰等都是“穷极奢侈”。
这还不算，从长安城外的灞桥到陵墓所在的三原，路边用来供奉祭品和奠仪的帐篷连绵七十余里，不计其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