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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啰嗦？”
这泉盖苏文玩弄阴谋尚且可以，但若论引经据典辩论还只是幼稚园的水平。见说不过对方，索性耍起了无赖的本性：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说破大天也没啥用！
相里玄奖同志见战势依然在扩大，自己此次出使毫无成效，难免着急上火，多次约见国王高藏，要求停战。可是这位国王的模样比挨打的新罗人还可怜，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人肯听，还要得过且过地给人家当橡皮图章，实在是无能为力。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相里玄奖无功而返，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唐太宗李世民做了汇报。
当了多年天可汗，李世民还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公然抗命。他当即拍案而起：高句丽大逆不道，朕当亲自率兵征讨！。
这下文官们可炸了营。二十多年前隋炀帝杨广一怒之下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惹得天怒人怨，国破家亡的沉重教训似乎还历历在目，以至于人们闻及对辽东用兵就变色，轻度恐韩症已经出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和思考，朝廷内部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唐声威远布四方，远征一个小小的蛮夷之地，赢了是顺理成章，增添不了什么光环；但一旦输了却是丧师辱国，严重损害大唐的国际形象。如果初次用兵失败，势必还要出动大军报仇。愤而出兵，容易失去冷静，考虑可能不周，反而容易给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图谋不轨者以可乘之机。只怕到时候局面难以收拾。况且，如果将天下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无疑就是心脏，地方州县便是四肢。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是身外之物。高句丽罪不可赦，应当讨伐。然而也只需几员大将率数万兵马即可讨平。皇帝陛下如以万金之躯亲自出战，反倒更令人担忧。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褚遂良等为首的文官集团。
第二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除恶需务尽，要像对付东突厥一样，彻底扫除后患。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李世眅等为首的武将。
第三种观点则颇有些循循善诱的味道：尧舜禹汤等君主再贤明，也无法让冬天的地里长出庄稼，但一介农夫再怎么鄙陋无学，也能在春季顺利地种植庄稼。事物的发展，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恰当地把握时机。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运作规律，顺应这个规律才能获得成功。泉盖苏文上欺国王，下虐百姓，人人侧目。此时正是荡平高句丽的绝好机会。各位大人的观点虽然听之有理，却少有人看到这一点。
最后，第三种观点成为了大家执行的标准，因为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皇帝李世民本人。并且，他还决定，此次战争由朕御驾亲征！
李世民决定攻打高句丽，并不单纯是一时之怒。实际上，在巩固了政权之后，太宗即提出“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可以说他很早就以将高句丽纳入版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了。
当年杨广的对头高句丽王高元死后，弟弟高建武继位。他主动派遣使者前来朝见唐高祖李渊，而李渊也乐得先“安内”，再考虑“攘外”，于是双方恢复了正常帮交，高句丽尊奉唐为正朔，接受册封。不久新罗和百济上书李渊，指控高句丽拦住去路，阻碍两国向大唐进贡。高建武也立刻改正了错误，主动向李渊道歉，并与两个邻国恢复和平共处。
此后，高句丽对唐一直是十分尊敬。唐灭东突厥、吐谷浑和高昌时，高句丽方面都主动向派驻在本国的唐朝“大使”发去了贺信。如此态度，自然令李世民十分痛快。他曾向大臣们表示：“高句丽全国不过四郡之地，我发数万人马攻击辽东，他们一定会倾国相救，此时若再派一支海军自山东出发，从海路直取平壤，必然轻易攻克。然而天下刚平定不久，朕实在不想再扰民了。”
可如今这泉盖苏文竟然公开谋杀了亲唐派首领高建武，还十分嚣张地违背天可汗的命令，实在是不得不教训一下了。再加上死心塌地跟着自己的新罗小弟也身陷险境，无论从提高威信还是保护盟国的角度来说，这一仗都有打的必要。
不过，虽然李世民和大部分武将都自信满满，但杨广的前车之鉴还是要充分借鉴的：打归打，但一定要吸取教训，既要做好准备工作，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国内正常经济建设的影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第一步就是解决粮食问题。将作大匠（住房和建设部部长）阎立德奉命前往鱼米之乡的洪州（江西南昌）、饶州（江西波阳）和江州（江西九江）等地，建造运输船只，征集军粮。贞观年间连年丰收，筹集粮食本不是问题，但为以防万一，李世民还是派遣高级官员直接负责。
接着是调集部队。和杨广一样，李世民也是选择幽州作为大军的前进基地，只是此时军队的士气和求战欲望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前面说过，唐朝实行府兵制，各地都有负责征兵和训练的专门机构。参加战争的军队不需要临时抽壮丁，而是由指定的征兵府派出，大批人马很快便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开往幽州集中。此外，幽州当地还设立了现场招募点，诚招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军。结果是大量的工匠携带自制的攻城器材主动前来投效，报名的人数比计划招募的数量要多出近十倍。整个准备工作进行的是热火朝天，负责征兵的官员更是个个喜笑颜开。
看到各项工作都已按照自己的预想有序地进行，李世民这里也开始积极进行战前准备。既然是御驾亲征，就得先安排好留守监国的人选。按说，这一人选太子李治当仁不让。然而老爹李世民却颇有些放心不下，他略带担忧地询问百官们：“太子为人处事，宫外之人是否明了？”
司徒长孙无忌一看老问题又来了，急忙接上去：“太子虽不出宫门，但高尚的品德早已传遍天下，天下百姓无不对此感到钦佩和尊敬。”
这马屁拍得实在是太明显，以至于李世民依然皱着眉头，叹道：“朕当年像太子这么大的时候，十分顽劣，而治儿却从小宽厚。俗话说：儿子性格像狼，还要担心他会像只羊。男孩子嘛，有些狂野的气质才好，更何况治儿一直忠厚老实的。真希望他将来成人之后，能够有所改变啊！”
下面的长孙无忌听了都快要哭出来了。老大，有些事情能不能不要这么频繁地重复啊！只是有些话，就算是已经说了一千次一万次，却也还是要说的：“陛下英明神武，是平乱克祸的天才之选；而太子仁爱宽大，正是具有维护国家安宁所需的美好品格。陛下与太子虽然个性不同，却都具备不同时期管理国家所需的才能和品德。此乃上天为我大唐降下的两位明主，也是百姓之福。陛下又何故担忧呢？”
事实上，李世民心里明白，光耍嘴皮子是没用的，太子到底如何是算不出来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所以他虽然心存狐疑，也只能暂且放在一边。
第四十四章 知人、识人与用人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农历十月，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一起离开长安，行程安排是长安——洛阳——定州。最后李治留守定州，李世民则前往前线。司空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李大亮受命留守京城，分别担任正副留守。
本来这一文一武两位都是相当好的人才，李世民留他俩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二位还是先后给李世民添了堵。
前往洛阳的途中，李世民突然接到政府专用马车送来的紧急报告一份，同车随行的还有人证一名。报告是由正留守房玄龄所提交，来人则声称“有机密事”要面呈皇上。
李世民何等聪明，一听是老房为这人写的奏章，再加上对老房的了解，立刻判断出了这次事件的大致情况，于是他立即召见来人。只是与以往召见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身边陪侍有刽子手。
一见到来人，李世民劈头就问：“所告何人？”
“禀皇上，小人告的乃是房玄龄！”
“好！果然不出朕的所料！左右，把这厮拉出去，腰斩！”
什么？！告密者完全懵了，还没等缓过劲来，已经被几个彪形大汉强行拖了出去。
此时，身处京城之内的房玄龄，心里也不平静：皇上前脚走，后脚就有人前来告密，还说告的就是我。所以我只能派车把他连同奏章一并送往行宫，由皇上亲自定夺。哎，皇上应该不会怀疑我，可是发火估计是免不了了。
果不其然，皇帝的使者很快便到。他奉旨宣诏，斥责老房太不自信，白白给自己添麻烦。诏书最后明确授权：再有类似的事情，可便宜行事，先斩后奏，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不必汇报！
皇上圣明啊！——相信这是老房当时的第一感觉。
很快，老房就深切感受到，自己与李世民的差距。不在于到底谁更有才，而是谁更适合做领导，谁更会看人。
同年十二月，京城副留守李大亮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五十九岁。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份奏章中恳求道，希望李世民能够停止这场战争，撤回军队。
虽然对李大亮“最后一奏”的内容并不十分认可，但李世民还是被他这种死且不敢忘忧国的信念所打动。感动之余，他顺便问起了李大亮死后的家庭情况。
这一问就更感动了：李大亮多年位居高官，死后却只留下了五斛米和三十匹布。还有就是他收养的几十位孤儿！
多好的人，多好的臣啊！
只是，虽然你希望朕能够停止讨伐，返回长安。但须知此次作战不比往常，只待成功，便可将辽东重新收回中华版图。到时，想必你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宽慰了。
按照早就存在于脑海之中的构想，李世民第一次实施了海、陆军联合作战行动：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四万士兵和五百艘战舰，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扑平壤；太子詹事李世眅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及蛮夷部落军向辽东城进发。
虽然已经任命了两位大总管，抵达洛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