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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宋知军事陈文龙发动民兵固守城池。元阿喇罕两次派使者来招降，都被陈文龙斩杀。有人劝他投降，陈文龙道：“请降者，怕死而已，不知世上有谁人得以不死？”叛军献降，引元军入城，陈文龙被擒，元将劝他投降，并百般凌挫，陈文龙指着肚子说道：“此皆节义文章也，何必相逼！”元将无奈将其械送临安，文龙绝食而死。噩耗传到福安某尼姑庵，陈文龙的母亲当时病得奄奄一息，左右伤心垂泪，陈母说道：“吾与吾子同死，又何恨哉！”言罢，嗑然长逝。众人叹道：“有是母宜有是子！”
合州：行朝远在闽、广，号令不达于四川，而川中诸将仍然为宋坚守。宋制置使张珏驻守合州，迎击四处剽掠的蒙古兵，捷报频传。元将布哈兵临城下，营造云梯、鹅车，欲大举攻城。李德辉遗书张珏：“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张珏不答，双方展开鏖战。蒙古援军接踵而来，合击之下，宋兵大溃。合州沦陷，张钰被擒，不屈而死。
兴化：宋将陈瓚闭城坚守，射杀来使。索多攻陷兴化后，将陈瓚车裂。犹忿忿不平，下令屠城，血流成河，汩汩有声。
静江：邕守马成旺献城出降。部将娄钤辖及所部二百五十人却仍坚守内城。阿里海牙笑道：“是何足攻！”围攻十馀日，内城粮尽，娄钤辖从壁上呼道：“我等饥饿，寸步难行，不能出降，如能赐些粮肉，一定听命。”元兵将数头牛，数斛米置于城外，由一兵卒领入。元军登高，见宋人分米下炊，未熟即食，脔割生牛，吃得精光。少顷，号角战鼓声勃然兴起，元将大惊，纷纷备好武器，等待迎战，忽然，一道厉闪划破长空，炮声如雷，惊天彻地，城堞皆被震崩，烟气涨天，近城边的一些元兵竟被吓死。待火熄了，元军入内，见满地灰烬，才知一众宋军竟是燃炮自焚，壮烈殉国了。阿里海牙盛怒之下，下令将静江城里的百姓尽数坑杀。后来怒气稍平，使人往西山招降七百多在逃的百姓，并承诺不杀。七百人闻讯全部自杀，没一个投降。广西提刑邓得遇，听说静江陷落，朝服南拜，书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大都：宋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与元丞相博啰等相见于枢密院，蒙古欲使其跪，天祥道：“南人作揖，北人跪拜，我是南人，当行南礼。”博啰叱问：“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言？”天祥道：“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博啰道：“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天祥道：“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如今并非经义科考，何需泛泛空谈！”博啰道：“弃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饮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博啰道：“晋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位不正，是篡也。”天祥道：“景炎乃度宗长子，德祐亲兄，不可谓不正，即位于德祐去国之后，不可谓篡；陈丞相对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博啰等无言以对，只以无所受命为辞。天祥道：“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博啰怒道：“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道：“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博啰道：“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道：“父母有疾，虽不可为，亦当尽吾心，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忽必烈不死心，又派降元的瀛国公赵显来劝降，文天祥一恭到地，泣道：“陛下请回！”反复再三，赵显无言以对，只好退出。忽必烈无可奈何，只得将文天祥收入牢中。五年后，土星犯帝坐，蒙古客僧推说与文天祥有关，忽必烈这才下令将其处决。临刑之际，文天祥非常从容，对吏卒说：“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终年四十七岁。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华夏英雄们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华大地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朝廷投降了，他们便拥立新帝，组建行朝；他们对已降太后的招降诏书置之不理，对已降皇帝的劝降无动于衷；明知投降不仅免死，而且高官厚禄，他们还是选择忠诚与坚持，即使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他们特立独行、光彩照人，是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其一，宋、元之间的战争不是普通的朝代交替，而是征服与反征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对异质文明的排斥，容易激发出“血战到底”的反抗意识，以及“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尊严。
其二，南宋中后期，教育发达，学术氛围宽松，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士人们从小深明大义，弘信笃志，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什么叫有所不为。
其三，在宋朝的行政制度中，朝廷起草的诏书，皇帝、太后盖上玺印，要丞相、六部官员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南宋朝廷降元的诏书缺少丞相及部分官员的署名，不合宋朝祖制，陈宜中、张世杰组建新朝，李庭芝、张钰、文天祥拒绝投降有据可依。死亡有多可怕，没有直面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已是俎上鱼肉，却被诱以锦绣前程，这样的诱惑有多大，我们更加难以体会。
宋末的英雄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有“鼎镬甘如怡，求之不可得”的从容，面临巨大的诱惑，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抉择。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比政权与世俗更高的价值标准，有比生命与利益更崇高的人生追求。他们的坚持来自对山川故土、亲友宗族炽热的爱恋，对本民族信仰、文化、血统深切的认同。面对异族的屠刀，有人识时务，选择背叛、选择生存、选择荣华富贵，也有人为民族之繁衍生息，文化之继往开来，以及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抗争到底。而只有那些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守死善道，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宋之末，元之兴，四海动荡，神州各地风起云涌，英雄辈出。许多和平年代怀才不遇、茕茕孑立的士人，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的武人，沉沦世俗、默默无闻的凡人，在纷纭的乱世中粉墨登场，或以忠义、或以气节、或以行事、或以文章，尽情展示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让自己的名字常留史册，成为后辈心中永远的英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青葱，雪落然后觉梅花之芬芳，雨过然后见彩虹之绚丽。不经历腥风血雨，沧海桑田，又岂能真正认清人性的美和恶。小人攻于心计，擅长作伪，巧于迎合，柔美的言词、温顺的举止、圆滑的处事中布满了陷阱，总在算计，总在钻营，利之所在，不怕背信弃义，隍论礼义廉耻！君子光风霁月，诚正无邪，刚毅木讷，笨拙的言词、随意的举止、自然的处事中充实着真诚，不愿算计，不屑钻营，义之所在，情愿舍己为人，何惧烈火焚身！可惜，世人并不晓得实质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识人目光短浅，做事急功近利。虚伪做作，巧言令色的小人往往比真诚无私、直言不讳的君子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真、善、美被假、恶、丑掩盖、混淆甚至取代，长期以假乱真，假的反而成了真，长期以恶为善，恶的也就成了善，于是，国之公器，逐渐落在小人手中，人民道德每况愈下，社会风气一蹶不振，直至万劫不复。
蒙古入侵是中华的劫难，但对于那些生在混沌不清，是非颠倒的“和平年代”里，壮志难酬、悒郁不平的君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只有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下，真诚、勇气、道义这些本真的东西才能放射光芒，让一切的懦弱、虚伪、卑鄙无所遁形！唉，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无奈，永远会在兴亡交替时重复着类似的故事“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四、代有才人伤往事，不变崖石伴海潮
公元1279年，崖山，夕阳西下，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在南宋行朝的附近，声震如雷，久久不歇……
自从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组建行朝以来，宋军屡战屡败，由福州撤到泉州，再到秀山、井澳。宋朝皇帝赵昰在井澳乘船时，遭遇突如其来的飓风，被掀落海中，惊悸成疾。加上连日航海颠簸，身体虚弱，几天后竟在冈州病逝，死时只有十一岁。群臣大多想就此解散行朝，陆秀夫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南宋行朝沿海南迁，直至广东新会的厓山。厓山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大海中，与石山隔岸对立，从前曾有镇戍。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便在此建行宫、葺军屋。造舟楫，制器械，休养生息，以图进取。当时行朝共有官、民兵二十馀万，大多住在船上。
蒙古方面，忽必烈任命江东宣慰使汉人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赐上方宝剑，以李恒为副将。统领水陆之师两万，分道南下。李恒在清远大败宋广东守将王道夫、凌震，进驻广州。张弘范麾下先锋张弘正（张弘范亲弟）于五坡岭，擒获宋丞相文天祥。张弘范亲自为文天祥松绑，以客礼相待，而文天祥一心请死，张弘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擒获一将，获知行朝所在。于是会合全军进逼厓山。有幕僚对张世杰说：“北兵以舟师堵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不如先行占据！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道：“频年航海，何时能已？今须与决胜负。”于是尽焚行朝草市，将千艘大船，用铁索穿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