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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之中，一人之力，终究有限，少不得要集合同志，本着党同伐异的意思，组建起政党来。仅仅在内政部备案的合法政党，便有四百个之多，其宗旨，不外乎安邦福国，促进宪政，推行民主自由，为人民谋福祉之类，只有那些意图颠覆政府，或者公然打倒皇帝之类的政党还没有出现。
有人看不惯政党这么多，公然诋毁这些政党为“朋党”，政党中人也毫不示弱，以欧阳修的《朋党论》回敬：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都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他们之间的笔墨官司，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喧嚣之中，就连那些足不出户的淑女名媛们，也都发出宣言，组建中国妇女党了。其宣言云：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政党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众议院选举者，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中华帝国宪法》向载中华帝国公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云云，既云中华帝国公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选举仅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选举，不几夺吾妇女之公民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吾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譾陋，痛时局之扰攘，嫠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公民，胡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选举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盍兴乎来！
宣言既然发出，便于劈柴胡同之中，觅了一间古屋，悬出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中国妇女党五个字。自此以后，倒也有数十个女同志，联翩趋集，当拟定一篇呈文，呈入内政部备案。惟妇女手续，未免少缓，因此备案亦稍落人后了。好在内务部大臣杨度受了金宰阗关照，很快就做了批复，于是一个竞争女权的团体，便正式落入参选政党的名录之中了。
诸位或许要疑惑，以女子之纤弱，奈何成事如此之速？其实，这中国妇女党，也是金宰阗为了全国妇女之福祉，命侍从女官队中，那些能言善辩之人共同成立的。那篇洋洋数百字的宣言，便出自于“女诸葛”沈湘绮之手。这，便是中国妇女参政的开始了。
既然为了选举成立了政党，那接下来的选举战自然也就免不了。
因为党派不同，竞争甚烈，或用强力胁迫，或用金钱买嘱，或用情面恳托，选举人受这三种运动，不管他是甚么党派，只好依着投票，有时强力相等，金钱相等，情面相等，反使选举人左右为难，往往因投了甲票，未投乙票，投了丙票，未投丁票，甲丙果然被选，乙丁竟致向隅，于是乙丁不肯罢休，当场哗扰，甚且强夺投票匦，或捣毁投票所，搅得他秩序紊乱，票纸散失，令他再行选举，非运动到手，总不甘心。当议决选举法时，亦曾料到此着，将选举诉讼事件，及选举犯罪条例，尽行规定，预为防范；偏中国是个章程国，形式上很觉严密，实际上绝少遵行，以致选举风潮，屡见叠出。
不过，也有人看不惯选举战中互相揭短的丑态，便向金宰阗上书，要求皇帝出面干预了。其文曰：
乡举里选，昉自古制，而后世不行，良由古时选举，已多流弊，后人不得不量为变通，非好事蔑古也。至近十余年间，因各国选举法之盛行，遂欲则而傚之，岂今人之道德，远胜古昔耶？观帝国第一届选举，已是弊端百出，各党中人，往往号召同志，竞争选举，实则良莠不齐，多半口与心违。揣其愿望，除三数志士外，无非欲扩张势力、把持权利而已。是故选举风潮，屡见叠出。万望帝国政府重视云云。
金宰阗看见这篇文章，开始只是付之一笑，后来见情况越来越糟，也知道要维持选举秩序了。选举法为什么设立？原是国成民主，应归人民立法，但人民很多，不是个个能立法的，又不是个个好去立法的，由是令选举代表，拣出几个熟习政治、晓得利弊的人物，使他当选，作为全国或全省的立法员，凡是众望所归，定然有些才识，这是外洋立宪国的良法，偏被我中国仿行，第一届选举，便生出无数情弊。内阁得此报告，因严命遵守法律，且令初复选监督，摘录刑律第八章，关于妨害选举之罪各条，揭示投票所，又就投票所周围，临时增派警兵，保持秩序，各选举区，才得稍稍平静，只暗地里仍然运动，各立党帜，各争党权。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七十六章 大浪淘沙（二）
（更新时间：2005…10…9 19：47：00 本章字数：3137）
在四百多个政党里面，大多数都是些像什么民主党、进步党、柿油党之类的小党，只能纠集数十个成员摇旗呐喊，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过由于政治观点新颖，中华劳工党、中国农民党和中国妇女党也比较引人注目。而影响力最大的党派，要算是以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为核心的中国保守党了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了。
中国保守党的前身是保皇党。它主要由百日维新的成员、倾向新政的满族贵族、立宪派等人员组成。
而中国同盟会则是革命派的大本营。
保皇党和同盟会从各自诞生的时刻起，就开始了与对方的论战。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当时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间，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百日维新”失败后，1898年10月26日，康有为、梁启超仓猝逃走，并分别由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护送至东京。孙中山认为彼此都为国事尽心，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却是一样的，准备前往慰问，建立友谊。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自称不便与革命党首领来往，托辞不见。两天后，孙中山委陈少白拜访康、梁，陈少白痛陈满清政府的腐败，非推翻改造不可。但康有为却认为清帝圣明，总有复辟的一天。结果是不欢而散。
1899年8月初，梁启超前来会见孙中山。孙中山是有气度的人，尽弃前嫌，和梁启超共商合并大计。经过讨论后，梁启超赞同两党合并，并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会后，梁启超将讨论结果汇报给在新加坡逗留的康有为时，康有为非常生气，并派人携带款项到日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办理“保皇党”的事务，不得延误。于是两党合作的计划告吹。
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颇有往来，他的思想是徘徊在保皇和革命之间，对两党合作的事是相当赞成的。但由于他老师康有为的立场，使他的立场变得摇摆不定。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请孙中山写介绍信，介绍檀香山的朋友给他认识。孙中山不疑有他，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和多位侨商，请他们支持梁启超。檀香山华侨接受到信后，对梁启超非常礼遇，并且捐出巨款。梁启超极力向华侨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