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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政治哲学启蒙中，四婶家的这一幕悲剧足够抵得上十本教科书，尤其在当年那种环境。它帮助我看清了民族、国家悲剧的根源。（至于后来的文革，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这时候，从《马恩全集》第１卷读到下面两段话，特别有启发，它们仿佛是两道思想的闪电，让我看清了现实生活发生悲剧的原因：“民族的意志，正像个人的意志一样，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非理性的民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国家组织。”（第３１６页）
我还加了一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要以这些理性的根本规定作为自己的大前提，否则便会碰得头破血流，老百姓会遭殃。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大跃进”失败正是因为一言堂，违背了理性的规律，结果叫老百姓吃草根树叶树皮。彭德怀只是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这种违背，说了真话。
马克思在第４１８页继续写道：“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彭德怀只不过说出了部分真相，下场却是悲惨的。
看来，我把７本书带下乡是对的。我是对照现实，活学活用，收获大。从那时起，我就坚持利用合法环境，读马恩原著，原汁原味，不走样。真正的修正主义就是走样。十年文革是大走样！哪有一丁点马克思主义？！
班级里的极左分子怎么也想不到，我读马恩的书，居然会得出这些同“大跃进”、“三面红旗”完全唱反调的结论！所以，人的身体不能自由，思想却能自由。
我想起汉姆莱特的一句名言：上帝啊，即便我被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仍旧拥有我的世界！（大意）我又记起英国诗人的句子：
“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ｏ Ｍｅ 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ｓ．”（吾心于我即一王国）还有一句格言鼓舞了我：“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ｏｄ ｉｓ ｗｉｔｈ Ｙｏｕ．”（上帝的王国与你同在）
瑞士作家凯勒说：“人的意志就是他的天国。”（Ｄｅｎｎ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Ｗｉｌｌｅ ｉｓｔ ｓｅｉｎ Ｈｉｍｍｅｌｒｅｉｃｈ）这是我在北大图书馆读到的。现在拿到燕子口来反刍，在事上磨炼，在山上打柴时加以咀嚼、琢磨，体会更深。所以我的斗志很旺。精神振作，脸和身体反而不浮肿。
几个月肚子里没有一滴油珠，我尝够了饥饿的滋味。一般来说，饱暖之后才开始需要哲学。我却是个例外。在肠胃里有一半是杏树叶的情况下，我对哲学的思考反而更迫切。因为哲学思考是我的寄托。我一无所有，只有思考，自得其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抗击半肚子的树叶，并把它忘却。
元旦前，十三陵又下了一场大雪，村里有头老毛驴去山下驮煤，不小心折断了一条腿。村长考虑再三，决定将毛驴宰了。元旦那天，改善生活：每人一碗驴肉炒大白菜，两个纯玉米贴饼。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一生吃到的最丰盛、最高级的一顿晚餐。
从那时候起，我就懂得不浪费粮食。
关于宰杀毛驴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毛驴为人劳苦了一辈子，最后人还要吃驴肉。这人道吗？怪不得有佛教哲学问世。不过当人在挨饿时，会考虑牛、马、驴的生死吗？
道德起源于何时？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宗有道德、仁爱之心吗？上山打柴，同学都在精神会餐，大谈红烧肉、烤鸭的味道如何如何。我有时也说几句，但大部分时间在心里追问的是有关道德、国家和家庭的起源。
村里放羊的老毕头（４０多岁，高个子，约１米８０）病了。最后派我去顶替他。这一替，便是半个月。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放羊。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圣经》提到牧羊人的段落真是太多太多。因为神是最好的牧羊人。
在人类文明之初，羊群是太重要了。对于我，这又是“第一课”。这是有关“文明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第一课”，对我后来走向“人类文明哲学思索”的大道毕竟是一个开端。万事起头难。在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中，羊、马、骆驼是十分重要的。
十三陵燕子口村（3）
放了半个月的羊，我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体验了长城内外悲壮的自然景色，尤其是严冬季节荒原或旷野的美。
我眼前的一切，可不是什么“渔舟唱晚”，“细草微风岸”，或“春水碧于天”；而是“乱山残雪月，孤独异乡人”；是“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的大悲愤。
后来，荒原之美便成了我的“哲学世界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圆明园、香山的美比起冬天十三陵一带的苍古或苍劲所具有的壮美要低一个级别。这决不是这里有皇陵的缘故。不，我并不看重帝王陵墓，包括埃及金字塔。
荒原里头有许多宇宙间第一等诗和哲学。雄壮、阔大和浑厚的十三陵地区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天地之大美。这是我从放羊和上山砍柴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的，而且刻骨铭心，融化到了我的血液中。
今天十三陵成了旅游胜地。不过来去匆匆、走马看花的旅游者能感受到我当年的天地之大美吗？尤其在一夜燕山雪更厚的日子。
告别燕子口的前夕，我为我自己做了一件纪念物：用一个很小的玻璃瓶，盛了燕子口玉米地里一点脱去水分的土壤，再把三粒玉米装入瓶中，为的是永远提醒我自己对土地、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敬畏：“夫稼，为之者人，生之者地，养成之者天也。”（《吕氏春秋》）
民乃国之根基。民才可叫万岁，而不是相反。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源泉。
那个小瓶子今天还放在我的书架上，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和符号，提醒我的文明哲学要懂得“天高地厚”，算是我一篇毕业论文。
离开燕子口已有四十二年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回去看看，住上三天，再把我放过羊的山峦起伏，长城内外，好好走一遍。
村长估计不在人世了。
望着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我只有恸哭来时路了。
李白的名句“处世若大梦”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三十岁读它，五十岁琢磨它，六十岁咀嚼它，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冲刺
回到北大，已是１９６１年３月初。还有五六个月（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要离校了。
这时一般人的心理（精神状态）是早已散了架，叫“魂不守舍”。这里的“舍”是指校舍。我则不。我要作最后冲刺。否则对不住我自己“留一级”的初衷，变成跟自己开个大玩笑。
我照样跑物理大楼图书馆。“物理学与哲学”永远是我的主要兴趣。
此外，我要读些中外政治哲学经典，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我的最大收获是读到孔子给“政治”下了这样一个精辟的定义：“政者，正也。”这才是政治的原义，就像燕子口王村长的一身正气和公道。
５月，我认识了物理系的高才生倪友群、陈国维和陈维杭。三人都是摘帽右派学生。他们正在传阅一本名著：《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ｆｅ？》（什么是生命？）作者是我比较熟悉的量子力学开拓者之一：薛定谔。博学、深思明辨的陈国维把它转借给了我。（英文版）
该书是１９４４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但充满了原创性，是一位伟大的量子力学泰斗从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出发去走近生命的本质（包括生命的起源和结构），鼓舞了西方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转其锋芒去探索生物学，时间是二战后。于是便有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壮大。ＤＮＡ的发现便是它的重大成果，时１９５３年。
读了这本书，更让我下定决心，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工作单位的首选来填写。因为去那里工作，是走近生命的起源和结构。当年我对世界（宇宙、地球、生命、国家、人类、人类文明、道德……）的起源很感兴趣。
最后几个月，我加倍用功，尽管饥荒并没有过去。我的定量是每月２８斤。因为没有肉、油和其他副食品，肚子饿是免不了的。若是每顿有好的副食品，粮食定量只要１８斤，而不是２８斤。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数学系有几个同学把４月份的２８斤定量在２０天内便吃完了，然后躺在床上不起来，因为饿，起不来。学校只好再补给他们几斤粮。（当时的粮票比黄金还贵重）
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特制作了一张就餐卡，每天有９个小方格子。每格代表一两粮。早中晚三餐分别划２、４、３个格子。不可以把明天的格子在今天划掉。绝对不允许这样做！
北大得浮肿病的学生不在少数。当时校方领导要求学生少看书，多休息，电影隔天晚上就有。政治氛围比先前宽松许多，这是中国人用饥饿、浮肿换来的一些精神自由。多沉重的代价！但是五年后，文革爆发。肚子刚吃饱，又开始人斗人，把马克思所说的最起码的“理性规律”忘得干干净净。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变了味的、修改了的假冒伪劣“马克思主义”。
４月，燕园柳树的芽已成规模，有个系号召学生上树去采集嫩叶芽，为的是充饥。这个举动被学校办公室及时禁止了，因为有许多留学生在校读书，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影响：北大学生在找树叶吃！
离大饭厅不远处是留学生食堂。走过那里，我有好几次闻到飘来的烤香肠气味。不用说，驻京外国使馆、外国专家和外国留学生的供应是特供。过去供应什么，现在照供不误。
中国学生饭厅和留学生饭厅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比！
中国人怎么会活到这么悲惨的一步呢？
还是青年马克思在１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