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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为了买英、德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全集。
第四、五次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探亲。６年，共回过３次家。北京—南昌路远，车票自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昨天（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我和南昌的大妹通了电话，共同回忆起往事和母亲在世的情景，为的是填补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关母亲的一些记忆空白。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薄，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免得她再为我牵肠挂肚。人的一生就是身处烦恼之海。我母亲摆脱不了生存的“烦”。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在第一回“典衣买书”的壮举中，我买到一本《进化思想史》（英文）。其中提到两位１９世纪的法国人：
奇内（Ｅ．Ｑｕｉｎｅｔ），是位诗人哲学家，在１８７０年出版的《创造》一书中，他写下了一句箴言：“大自然是不回头的；她绝不去重新创造她所破坏的东西。”
比如恐龙就是一个例子。地球上再也不会诞生恐龙了。
古生物学家道罗（Ｌ．Ｄｏｌｌｏ）于１８９３年发扬了奇内的观念，把它提升为“不可逆的进化理论”。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２０世纪德国大数学家魏尔（Ｈ．Ｗｅｙｌ，１８８５—１９５５）有本经典就叫《空间·时间·物质：广义相对论讲义》 （１９１８年），我知道它很艰深。时空结构和本质，说到底是上帝的结构和本质。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上帝的起源。
生物进化有方向、有目的、有自己的路线和节奏，因为时间是不盲目的。不懂得对时间深表敬畏的人，我劝他不要去研究生物的进化（包括生物的多样性）——这才是我当年卖掉裤子得到的教益。
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四、 死不瞑目
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4）
如果不写，就死不瞑目。
各人有各人的“死不瞑目”。
我想起１９６３年被人暗杀而身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天，她去找牧师，问：“如果我自杀，你认为上帝还会将我和丈夫分开吗？”
牧师开导她，说她的两个孩子需要她照顾。这样，她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１７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夜里１１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灯火通明，不正是这样吗？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1）
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很满意这种说法。不久，我更赞成这样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终极原因”的学问——人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走进哲学王国有多条路。最后是殊途同归。
一开始，我是从西方哲学着手、上路的。后来才推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其中包括印度哲学。这一推，便陷了进去，脱不了身，成了俘虏。
搞哲学，我是野路子。
那么，什么是正统路子呢？读哈佛大学、北大哲学系？或者是进复旦哲学系？我却不这样看。
依我看，最好的路子是先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开哲学的大门，这才是“入正门”。哲学必须是个钟摆，来回在科学、艺术两端摆动。科学使哲学可靠、可信，艺术使哲学可亲、可爱——这是我在北大领悟到的，是我的一大收获，是用我的心血和灵魂换来的。这摆动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一、 西方哲学智慧
大学６年，我在西方哲学上下的功夫仅次于物理学，同中国哲学相当。我有意识地做到东、西方哲学并重。当然都不深，也不系统。只是往犁沟里撒种。不为什么，只是为自己，为灵有所寄、魂有所托；为获得、达到“四禅心不动”。涉及主要人物除古希腊哲人外，还有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狄德罗、孔德、雅斯贝尔斯、马里坦、泰依亚、罗素、怀特海和“维也纳学派”成员等人。
不管是谁，他是属于哪个派别，只要能震撼我的，能给我惊叹的，我就同他一道，精神自由奔驰，从不问唯物、唯心。后来在我的笔下，从没有出现过唯心、唯物这两个词。我拒绝用，拒绝这样划分！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就表现了我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个性——这是研究哲学的第一要义和前提。一开始，我就拥有这个起点。在校６年，我和西方哲学的交往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若是把它都写出来，估计是本单独的书。但在这里，我还是坚持长话短说。我只想提示：２千５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最触动我的灵魂？
我注意到康德在早年大量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哲学和神学。所以康德的哲学是可信的。
爱因斯坦一直在精读他的书，并为他的深邃思想发出惊叹或叹服。能打动爱因斯坦的人不多。康德、休谟和叔本华是其中三位。爱因斯坦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的书只有语言的价值，缺少深度。
毕业前夕，我注意到：德国大自然科学在他们论著的扉页上常引用三个人的格言，作为照亮自己道路的灯塔：柏拉图、康德和歌德。他们几乎闭口不提黑格尔——这一现象给了我难忘印象。也是在毕业前夕，在聆听贝多芬《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康德哲学体系是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它由自然律（必须）和人间道德律（应该）交叉而成。
这样的领悟于我，就叫幸福。
雅斯贝尔斯原是学医的。毕业后，开过精神科诊所，在２０世纪初精神病领域有过不少发现，后来才转向哲学。他的精神发展轨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医学（精神病学）→哲学
我主张如下的路线：
物理学→哲学
生物学→哲学
土壤学→哲学
地质学→哲学
经济学→哲学
考古学→哲学
……
我不赞成这条路线：
哲学系→哲学（这是空对空“导弹”）
于是我很看重法国的泰依亚（Ｔｅｉｌｈａｒｄ， １８８１－１９５５）。他是古生物学家，又是神学家和哲学家。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主席，在我国天津生活过多年，发表过大量有关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论著。１９５６年出版《动物学分类：结构和进化方向》，然后转向哲学，但他始终在古生物学研究的第一线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