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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１８０９—１８６５）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这才是一流综合性大学最重要的素质。今天我才懂得当年我的所作所为全在贯彻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我是本能、下意识地这样做了。
爱的目标大位移（1）
世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它只对开放的头脑开放。它有３６０座门。从每扇门都可以走进圆内，直逼圆心。
冥冥之中，上帝引导、安排我从西方古典音乐这扇门走了进去。地点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不少荷塘，宛如江南水乡。整座园又紧靠圆明园遗址，真是得天独厚。
朗润园是北大教职员工住宅区，以教授为主。燕东园、燕南园也是教授住宅区。环境幽静，小桥流水，古香古色，明清建筑风格，是朗润园的特点。
谁要是没有走进朗润园，他就没有走进北大的第三心脏。（第一、第二心脏分别是图书馆和未名湖）
以上看法是我今天的领悟，不是我当年的见识。当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如同一座能容纳１０万观众的体育场。而且有３６０扇门。
１９５７年冬天是反右后北大第一个冬天。政治气候，人与人的关系，已是零下２０度，比自然界的气温要低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以把人心温暖起来，除非把时间拨回到１９５６年的平和气氛。
未名湖结了一层厚冰。我的内心冰层更厚。对于生命，无形的冰比有形的冰更为严酷。
一日薄暮，失魂落魄、走投无路和孤苦无告的我，在未名湖畔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在我们系里专讲莎士比亚的美国老教授温德。他是我在开全系联欢晚会和在颐和园游泳认识的。他能浮在水面，自由自在，手脚完全不动，引起人们围观。
“赵，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温德先生这样问我，他没有下车，只是用脚踏地，停靠在我旁边。因为他的腿很长，身高约１米８５。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叫我“赵”。
“喜欢一点，只是听不太懂，”我回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多听，自然就会懂得的。欢迎你来朗润园２５号我家听唱片！我家有很多唱片，随你选！”
一、 贝多芬的“力”与莫扎特的“和”
第二天暮色苍茫时分，我又在未名湖一带散步。坐在晚钟亭，我手里拿着一本《唐诗》，读到李白的“独漉篇”，被其中这样几句打动：“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隐隐约约，我觉得此处的“客”也指我。我同诗人开始共鸣了。
今天我才明白，这里的“客”应是天涯旅客，应是一个大写“人”，应是地球人，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或普遍世界的“人”。
即使是４６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我觉得它仍然是千古绝唱。因为它吐露的是“世界的太息”，决非是私人性质的悲伤，而是世界或地球生命的悲壮。
北京西郊一带的天已经暗淡下来了，并怀着更大敌意向我合围，扑来。冥冥之中，有种召唤或力量牵着我向朗润园走去。
过了一座石板桥，走进一座没有大门的小花园，在紧靠北大围墙的房间有灯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德先生的卧室）。我去敲玻璃窗。窗帘拉开一角：
“哦，赵！”
我分辨不清这究竟是北京话还是英文？
温德先生问我想听谁的作品，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他用低沉、浑厚和纯正的英语对我说：“那就听听贝多芬吧！”
他说“贝多芬”时的口音不是英语，而是接近德语。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懂点德文，有时在我面前还朗诵歌德的诗。当然他精通法文。
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深夜一点多，他给我听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就是我在北大朗润园打开西方古典音乐这部书，打开贝多芬音响艺术世界的劈头“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我，贝多芬音乐的“第一课”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
“世界哲学”第一课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是汉魏两晋和唐诗，当然还可以是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以及中国哲学（比如庄子）、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康德哲学……
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个转折点，是块路标，上面写着：“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有他的及时拯救（是的，我用了“拯救”这个动词，我没有用错），没有他的“本体音响诗”的启迪、慰藉和鼓舞，我的灵魂将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和无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然而人又不能睁着眼睛活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于是他就要挖空心思去杜撰、编织出一些自认为（至少能自圆其说）是有意义的意义。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还指给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金碧辉煌的世界。谁心中有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污泥就很难溅着他的身子。
那天晚上，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位德国音响诗哲就坐在我身旁，既像一位严师，又像一位一见如故的患难之交，初次见面就激昂慷慨、不加掩饰地向我吐露、诉说他内心的“世界忧虑”、“世界不安”、“世界痛苦”、“世界太息”、“世界沉思”和“世界期待或憧憬”。
爱的目标大位移（2）
是的，一连串的世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性质。——这点很重要。
音乐的内容尽管非常严肃、深邃和广大，却意外地拨响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同身受，无师自通，第一次相见，就握手拥抱，成了至爱亲朋。
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在我内心有了苦难，有了探索的热情，有了搏斗，也有了朦胧的
追求和模模糊糊的憧憬吧。
如果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第二德语，那么它的基本词汇就是内心的苦难、热情和搏斗，以及天地人神，写成英文就是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ｎ（上帝·自然·人）；语法结构就是想像力，就是通过苦难和搏斗，自己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和全世界创造欢乐，走向世界。
２６年后，即１９８３年，我把这“第一课”写进了我的专著《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其中第二章的标题是：“我与贝多芬音乐——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这里又证实了黑格尔那段话：“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哲学发挥出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了出来，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这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或者说，当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荒野中去，为自己建立一个思想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对一个民族精神是如此，对民族中的某个具体人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我当年在朗润园上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的灵魂状态。
到了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这灵魂状态便演化、上升为这样一种境界：“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这一表述或说法源自德国古典哲学：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
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将近半个世纪，“普通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这个哲学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引导我，并且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也许把这个命题改写成这个句子会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普通的世界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感受和思维着。
贝多芬音乐把我引上了路，而且一去就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对于我，朗润园还不只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而是“世界哲学学园”。正是从这里，我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
直到２３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读到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才知道：“所谓哲学，就是在路上（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ｅ）。”
“哲学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Ｋ·Ｊａｓｐｅｒｓ 《哲学引论》，德文版，１９７８年，第１３页。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都是这样。重点和要害不在占有，而在不断追求。不是静态占有，而是动态追求才使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爱情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样？
结婚便是静态的占有。所以它失去了刺激和魅力。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这半年的朗润园对我一生的精神发展是难忘的，决定性的。几乎每隔一两天，我就要去温德先生的小客厅（估计只有３０平米）聆听伟大音乐家的启蒙和教晦，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