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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四、 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反右后的北大（4）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五、 批判马寅初校长
在校期间，我一共见过马校长四五次。
当年外国元首经常访问北大，并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马校长总是致欢迎词。有时周总理来校作报告，他也致欢迎词。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兄弟我……”（这种格式的开场白在当年是罕见的。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二三十年代）
马校长的浙江口音很重。身体矮胖。记得他的专车是苏联的“吉姆”（黑色），说明他是部长级待遇。
１８８２年马老生于浙江，留学美国，攻读矿冶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课程有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和交易理论。
反右后的北大（5）
１９２９年，他担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１９４０年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课，题目是“抗战财政问题”。他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手中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当时的新闻媒体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题，赞扬他一身凛然正义，不畏权贵，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孔祥熙为了拉拢他，想聘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拒绝。有一回蒋介石请他赴宴，他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
这就是马寅初的骨气。他软硬都不吃。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被投进贵州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发表讲演，抨击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在南京中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