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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ｉｆ Ｉ ｄｉｅ．”
“我是
一只快乐的苍蝇
不管我是活着
还是我死去。”
这首童谣也深深打动我。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了。即使站在一棵垂柳面前，我好像也能同它进行一段长长的对话。
１９５７年５月，我开始在圆明园一带寻找“勿忘我”。找到了，我就把它随手夹在书里。我喜欢它的紫颜色。开始我不认识“勿忘我”，是德国老师赵太太指给我看的。关于“勿忘我”这种野花名称的来历也是她告诉我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位骑士和恋人同骑在一匹马上。那女子突然看见在海边不远的悬崖处有一朵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风中摇曳。她说她很想要这朵花。骑士连忙下马去采摘。不小心，掉入海中。
在淹死前，他高举起握着小花的右手，大声对他说：
“Ｆｏｒｇｅｔｍｅｎｏｔ！”（别忘记我）
这个爱情故事非常动人。许多年，赵太太告诉我许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从她那里，我远不止是学到了基础德语。她来自柏林。她不容易，远离祖国，同丈夫来到中国。
失恋的痛苦营造了我渐渐走向内心“世界痛苦”或叫“对世界的太息”；造就了我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极度敏感和共鸣，最后是为这结构而惊讶不已。
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得到你，我才渐渐得到了一个世界观。——这是上帝在搞平衡：
神在这里关上一扇门，却在那里打开一扇窗。
是的，在校６年，我的最重要导师不是名教授，而是失恋的大苦闷和反右运动给我造成的压抑。后来我才懂得，这苦闷同压抑相加，对我的成熟是件大好事。所以古人说：“天将与之，必先苦之。”这里又是平衡，对称即平衡。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６月
四、 暮鸦是失恋人的鸟雀
露露：
你是否知道，在北大有好几年，我害怕周末黄昏或暮色苍茫时分。
这是一种心理病，也是一种哲学病，却是一种有益于形成世界观的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痛苦”。
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
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
从李白这些诗句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正是我所说的“世界痛苦”。
先前我同这些诗句根本就不会发生共鸣，受到来自你的打击和创伤后，我开始起共鸣了。——你看，你还是我的中国古诗词的辅导老师。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识读、感受古诗。
我的“世界痛苦”（这是个德文术语，非常深刻，很有用：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起源于１９５７年晚秋和初冬，起源于你对我的拒绝和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处理或政治结论。
你看，你对我的拒绝给我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双重打击中找到源头，恰如西方文明（数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建筑和民主政体……）的一切都可以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到它们的发祥和渊源。
在阅读外文版的传记时，我常看到这样一章的标题：
“拿破仑与女人”，“歌德与女人”，“贝多芬与女人”……
我确信，许多男人的一生发展轨迹或多或少都同女人（一个或几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紧密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比如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及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他和梅克夫人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信中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两人的所感所思常常是相通的，有时梅克夫人好像也在参与柴氏的创作。正如柴氏在信中所说：
“……我的音乐竟进入了你的心坎里，而你也经历到了我作曲的时候充满着的感情了！”
这样，柴氏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
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且懂音乐的贵妇人，尤其理解柴氏的作品：“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和我的悲哀。”（梅克夫人致柴氏）
我们中国人总是避而不谈性，不谈女人，恰如我们没有裸体雕塑这类艺术创作。在一部中国文学史或绘画史中，你几乎看不到“李白与女人”、“杜牧与女人”以及“曹雪芹与女人”这样一类一针见血的醒目标题。即使谈到女人，也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真相被掩盖了。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5）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三十未立、四十尚惑的普通男人，女人对我的一生道路和走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们当年都在大饭厅用膳。你的桌子在中央位置，我在紧靠西头的四方桌。吃晚饭的时候，我老是心不在焉，望着你处。我吃饭的速度随你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只要你一吃完，我也吃完。几乎是同步。当然，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级机密，不能让同学觉察出来。
在窗口下的一长排洗碗处我用颤抖的声音对你说（出自真正恋爱的声音在本质上都是颤栗的）：
“晚上７点我在湖边钟亭等你。”
“不，我有事，我要进城去。”
紧接着，天便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暗了下来！一个可怕的孤独黄昏正在向我渐渐合围、围剿、追杀。——这也是北大给我的一份馈赠。世上还有这样的礼物：馈赠以“惧怕暮色苍茫”。
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像是荒原上的一只受伤野兔，夜幕如同十几个追杀围剿我的老猎手。
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
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
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惧怕周末黄昏”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鸦噪暮云送夕阳”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敬天爱人”。
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６年的最大收获。
６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世界哲学”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晚秋
第二部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４６年前。当时我１９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