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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走过去查看，发现刘伯川竟然挂在了铁丝上，潘教授被吓坏了，以为是葛云干的，如果把人救上来，葛云势必会落得个杀人未遂的罪名，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伯川竟然发出“呜呜”的求救声，潘教授生怕别人会听见叫声，一旦被发现，不仅葛云要遭殃，连他也会被当成共犯。
潘教授随手抄起地上的铁锤，对准刘伯川的头狠狠砸下去，一声闷响过后，刘伯川双手下垂，再也没动静了。潘教授关上窗户拉起窗帘，草草清理了一下房间，逃也似地跑了出去。
潘教授对葛云心存愧疚，悔不该当初袖手旁观，任她遭受□，所以在警方来查案之后有心替她背黑锅，可潘教授虽愿意顶罪，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未来，才会懦弱地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
周坤淡淡地说：“把油画刀当防身工具这常见吗？她刺的地方可说是颈部最脆弱的部位，这都是巧合？靠女人的手劲怎么才能一击到位，只有一个可能，那把调色刀的刀口经过刻意打磨。”
李安民知道，还有一个疑问周坤没问出口，葛云是个会主动要求他人进行肢体接触的女人，会因为被侵犯而感到愤怒吗？她甚至不认为那是一种“侵犯”。
葛云做了多年的人体模特，以她的敬业程度，为了能摆出更好的造型，必然会去研究人体构造，这点也在潘教授那里得到了证实。
周坤推测葛云是有计划的杀人，她拿着调色刀当情趣道具，引诱刘国川趴在身上，亲密地勾住他的脖子，倒握铁刀，猛力往刘国川颈后刺去，由于力气不够，虽然戳对了位置，却没深入到能致死的地步，但是刘国川晕了过去，葛云大概以为刘伯川不行了，就去找潘教授，她利用潘教授对她的歉疚得到了庇护，让他心甘情愿地成为替罪羔羊。
可是刘国川并没有死，在短暂的昏迷后，他又醒过来，从工具箱里拿出铁锤，气急败坏地要去找葛云算账，他可能并不是真要用铁锤去教训葛云，只是拿在手上充当威吓工具，他还没走出房门，红丝就从外面飘了进来，缠住他的脖子，把他整个身体拖出窗外，铁锤就是在那时从他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之后，潘教授进入房间，用铁锤砸塌刘国川的颅骨，迅速逃离现场，最后，花阿妈才用红丝将刘国川的颈子割断。
牡丹花帕09（结）
可是这些推测无法从葛云的嘴里得到证实，她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缩在角落里，无论周坤怎么问，就是不说话，只用惊恐的眼神看向周围的一切。勘察人员在下水道里搜到了断成两半的铁刀，刀口被磨的很锋利，在葛云的住处也发现了两柄经过刻意打磨的油画刀。
案情明朗后，周坤一行人受潘教授的托付去了趟葛云的故乡——大山脚下的猴子沟村，在热心村民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农民疗养院，葛云的父亲就住在一楼，周坤他们到时，他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人虽然消瘦，精神却很好，跟同房的其他老人也相处融洽。
周坤没有暴露身份，只说是潘教授的朋友，潘教授最近忙，没时间来探望老葛，托他们来捎个信。
叶卫军把大包小包的礼品堆在床脚，周坤把两张信封塞到老葛手上，一张信封里装的是钱，另一张是信。
老葛眼神迥然，笑得满脸褶子，显得很开心，他说：“潘教授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小云也是多亏了他才能去城里上学，潘教授夸咱家小云有天分，学习刻苦，说是等毕业后还要留校工作，这会儿……也该毕业了吧？小云可找到好工作了没？”
周坤说：“找了，潘教授没说空话，他把你女儿留在学校里工作，是不是，小妹？”说着对李安民使了个眼色。
“嗯……嗯，葛云在我们学校里工作，平常都住校，忙得转不过弯来。”李安民如坐针毡，不敢去看老葛欣喜的表情，心里生起一股罪恶感。
周坤借着闲聊攀谈得知一件惊人的事情——葛云的母亲竟然是得艾滋病死的。
李安民不自在地动了动，想起花阿妈脸上和手上红疹子，心里发怵，本以为那是皮肤病，没想到竟会是魔鬼般的艾滋病。
老葛见李安民在凳子上挪来挪去，以为她是害怕被传染，忙道：“阿萍被查出来后就被隔离了，跟咱分开过日子，我跟小云都接受过检查，没染上，我现在年年体检，年年健康。”
李安民嗫嚅着问：“怎么会染上那病呢？”
有个大妈端盆进来给老人洗脚，听到她的问话，高喉咙大嗓门地说：“染啰，染得多啰，也不怪咱村里人，大伙只是想糊口饭吃，那会儿苦啊，人都穷馊掉了，听说有钱赚当然跟着上，咱们山沟人没文化，提到艾滋都以为是乱搞男女关系整出来的病，上面等到出事了才想到要过来做知识普及，迟啦！你说最该怪谁？”
老葛说：“咱这成地方土地贫瘠，收成差，大伙生活都苦，就有这么一天，村里来了个油光滑亮的年轻小伙子，说自个儿是血站的工作人员，动员大伙去献血，每人能拿三百块钱补贴，还发大米油盐。”
大妈端着盆走过来，插嘴说：“三百块对你们城里人不算啥，咱们可要苦多久才能赚到？你说有这好处谁不想去！”
村民们不知道那其实是血头在组织卖血，就算真知道了结果也不会变，有些人还觉得放放血就能拿钱是赚到了，还就乐意去卖。
为了拿补贴，花阿妈跟几个村民将信将疑地上了小伙的面包车，被载到信华乡的输血点，400毫升的血能换到的就是三百块钱、一袋米和一桶油。见花阿妈等人满载而归，村民欢喜了，都说这下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葛爸接着说：“后来那小伙子又来了几回，阿萍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去献血，把这当成一份能捞油水的好工作，可过了没多久，那小伙就不来了，再也没来过，有领导来视察村子，带咱们去医院里免费做体检。”
大妈又插嘴：“那会儿大伙还开心着呢，说上级领导终于开始关心咱贫下中农的生活了，等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是有什么、什么阳不阳的……”
李安民小声接话：“HIV病毒……”
大妈一拍手：“对，就是这个毒，说村里有几个人染了毒，咱不懂什么H不H的，一听说是艾滋病全傻了，那会儿才晓得原来抽血也会被传染，你说要是早知道会得这个病，谁敢跟去？”
原来动员他们献血的血头被抓了起来，供出了血量多的村子，其中就有猴子沟村，还有座百人小村，近半村民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多是一人患病全家遭殃，事情闹大了，上面紧张了，赶紧想办法补救，把携带病毒的村民隔离圈养起来。
在计划献血政策取消前，相关部门将“献血指标”由乡到村层层摊派，有些村委为了完成指标就跟血头狼狈为奸，花钱雇外地人充数，献血补偿金高达千元，发到村民手上的只有两百元、三百元不等，剩下的就被大小血头和村委瓜分了。
信华乡血站的工作人员大多不是专业院校毕业，要么是退伍兵，要么是社会闲散人士，为了省事，抽血前不体检、不验血，说是采用观面相的方法，目测合格就可以撩袖子了，抽完血的针头还能回收再利用，经由血头组织的冒名人群来自全国各地，什么人都有，只要一个带病，全体完蛋。
老葛擦着眼角说：“潘教授也是好心，送咱孩子去读镇上的好学校，可那儿的人啊，心眼儿细，有老师悄悄跟班上其他同学和家长透气儿，说小云是艾滋病患者的女儿，叫他们玩的时候注意些，大人一听可都怕了，叫自家娃别跟小云玩，一准说小云妈身上有病、有毒，妈有病，女儿身上铁定也有病，你说真有病那学校能收么？可小孩懂个啥？都给当真了。”
“小云经常哭着问我，爸，班上小朋友怎么都不带我玩？他们为啥说我身上有毒啊？你叫我咋说？我只能陪着哭，后来也不晓得是谁在她面前嚼舌头，小云跑回来拿刀子割手，说阿妈的血有毒，她身上有阿妈的血，要把血给放掉，把血放了就有人肯跟她玩儿了，你叫我……真……真……”
说到辛酸处，老葛禁不住老泪纵横，用手捏鼻涕擤出来，大妈赶忙递给他一条毛巾，安慰道：“老葛，咱村人都知道你苦，有谁斜眼瞧过你吗？理外头人做啥！你女儿现在不是出息了，年年寄钱回来，还在城里找了份好工作，等她忙定了还说要带你进城玩儿咧，你是苦尽甘来啦，甭哭，该笑！”
老葛被她这么一提醒，想起还有平安信没看，把手里的信封拆开，拿出信来请李安民读给他听，李安民接过信一看，字迹工整，大略浏览了一遍，用词诚挚、语句流畅，她挺讶异的，没想到葛云是真人不露相，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文采还相当不错。
李安民读着信，心里百味陈杂，但至少有一点放心了，葛云是个孝顺的女儿，还惦记着家人，不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每个月都会寄千把块钱回来给父亲养老，这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亲人的关怀之情。
听周坤说在血头猖獗的那两年里，刘国川就是信华乡辖下的村委，跟血头勾结的村委当中肯定有他一份子。
这么一来，葛云的杀人动机就有了，也许她早就知道刘国川是害死母亲的帮凶，杀人是为了报仇。朱春萍就是为了达成刘国川的指标任务才沦为牺牲品，就算血头伏法，手里同样握着大把人命的村委却还逍遥自在的活在世上，这叫人怎么甘心？
李安民一厢情愿地认为葛云是想替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就算嘴里再怎么说着不要，妈妈毕竟还是妈妈。
临别前，老葛捧出一个黑点碎花的布包裹递给周坤，说道：“这是阿萍留给小云的遗物，咱家里苦，从来没啥好东西给孩子，阿萍就会绣个牡丹花，还大红大绿的，小云嫌颜色难看，她就改用白线绣，说潘教授是画家，用白的绣出来还能拿给他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