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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在座的几人都点头同意。因为现在的宋朝财富来自土地的比例也越来越少。
还有一点，土地集中操作，更有效更方便。象现在有些地方土地紧缺的，田地都划成了碗大碟大，有的种水稻，有的种棉花，结果相互影响。其实石坚穿越前的农村还是这种情况。但如果集中管理，如施肥，一次性施完。灌水一次性灌完。将会节约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与开支。
但这么多人往哪里安置？也许他前世不行，可在这世界里，安置的地方太多了。可百姓不愿意离开家园，认为他们与那些蛮子蕃子不一样，那是朝廷怕他们造反，才将他们打散的。
可窝在那块大的地方，一旦遭受不公，心里不平衡，这也是天理教利用的另一个方面。
因此石坚就说道，必须做他们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白不一定呆在家乡就好，其实也可能到外地去。可这还有两个因素，那就是进城打工，房屋的问题。买不起房屋，因此也不愿意进城，加入作坊。还有到新大陆，没有路费，就是到了哪里，也没有本钱。其实早先有许多人发了财回来，可时间一长，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
石坚就指出。朝廷必须为他们建造房屋，或者提供路费，和一些原始的本钱。让他们进城，或者开发新大陆。这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这又要不少钱。几个人听了又是肉痛。
石坚解释道：“无妨，一旦国家繁荣起来，同样税务增加，这是变向地发放贷款。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税务还有人头税在里面，进城的工人本来收入就低，加上这些人头税，生活还是很沉重。说到这里，石坚掏出一个奏折来。
但他慎重地说道：“现在只是看，可以想，但不能去做。”
第548章 税务改革
石坚拿出来历史上所有的税务改革。
孟子说过，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意思是实行其中两征，百姓就可能饿肚子。那么三征，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基本都是这三征，就是宣布废了一样，也是转移到另一项。但不管怎么变，朝廷需要开支，就得征税。只是收入好了，让百姓感觉上税务少了。如果收入不好，感觉税务就重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征收对象的轻重不同。
其实统治者本人，也许希望轻徭薄税，可是下边的官员却不一定会执行。也许朝堂之上政策是好的，但底下官员可以找出其中的漏洞，照旧搜刮。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最忽视的地方。
石坚没有敢动，他只是将历史上各种税务改革放在这张奏折上，让大家看。
首先是春秋时鲁国的“作丘甲”（按照耕地面积9顷为井，4井为邑，4邑为丘来征集甲胄），楚国的量入修赋（照调查得到的私人财力来确立缴纳军用品的数额），还有郑国子产的作丘赋。但石坚没有作品论，太远古了，也落后了，不值得论讨。
然后就是汉朝的三十税一，这也是一个很仁义的税率，远低于春秋时的什一税，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头税之类。石坚坚在后面写了一行大字，官富勾结，少报田产，难估产。就是这种税制，虽然低，可有钱有势的人与官员勾连起来，富人少报田产，那么国家为了收入，必然将其他税务加重。就是没有这些现象，想估出每亩田的产量，也不可能办到。
东汉便出现了度田。确定土地等级，分为“三品”来征税，不是以收获量为征税的基准，田税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了。石坚写道，豪门不倒，度田勿行。事实上因为豪门的抵触，这一制度也不了了之。
于是到了东汉曹操执政时，出现了租调制。按照田亩面积来计算税务，同时每户缴纳一定数量的绢。石坚回想起这段税务改革历史，他甚至想过以前老百姓不愿意分家，是不是因为这个按户缴税得来的。
这是通过降低田税，通过户口税，向豪门低头。百姓还是负担沉重的一群。至于到了晋朝更奇怪——“九品相通”，把全县的人户按照资产排列成9等，以人户总数乘以那个理论上的标准后，再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分摊。这似乎又大大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征税成本。也许是对于豪强多征收一点人头税的权宜之计。
最有意义的是在北朝时期，兵役正在减轻。少数民族皇朝先是采用本民族的部族兵，以后在北周开始推行“府兵制”，兵役不再是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负担的“血税”。隋朝又把传统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朝廷服劳役一个月，缩短到了二十天，还允许在朝廷不需要劳力的时候“输庸停防”，以缴纳绢帛来顶替劳役。
然后是唐朝，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制度，租庸制。成年男子理论上都能够按照“均田制”获得同等的耕地，因此按照人身来负担“田租”：每年缴纳两石粟。“有家则有调”，成年男子每人每年缴纳绢帛两匹，绵三两（木棉，不是棉花）。“有身则有庸”，理论上成年男子要为朝廷服役二十天，但一般情况下都折换为“庸”，以缴纳三尺绢抵服役一天，二十天就是一匹半。这三项都是“以人丁为本”，从制度上讲，兵役与劳役到此都算是废除了，这个“善政”实在是了不得，很具有先进性。前提是老百姓都要乖乖的报户口，不自动迁徙；政府也总是有一定量的土地发放。如果这个前提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制度要维持就有问题了。
但石坚在这里写得很祥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制度算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杨炎的两税法。石坚写了几个大字，了不起！惜实之不宜，迟一千载或行。
两税制，还在户与地上转。废除原来的租庸调制度以及所有的杂税杂役。无论原籍，一律按现居地申报户口，由官府核估资产排列九等户等，分等缴纳户税。无论社会等级，一律自行申报所占有的耕地，按照面积缴纳“地税”，每年夏秋分两次缴纳实物。将朝廷及本地一年所需要的劳动力做出预算，折合为雇工所需要的钱财，按照户等分摊到各户，作为两税的附加税一起征收。
这次改革实质是建立以资产税、货币税为主体的赋税体系。而且“量出为入”，实行预算管理。因此石坚说要一千年后才能实行。石坚在下面写了几行小字，也注明了缺点，这种资产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核算。二货币量不足。三无法对这种预算监督，特别更容易方便贪官污吏混水摸鱼。
这已经是石坚数次指出官员在中间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其实经过石坚商会后，连老好人张士逊都没有办法对官员相信。但你得要用官员。没有法子。各自凭良心吧。不要说石坚，将诸葛亮、张良、刘基加上石坚四人开一个座谈会，都解决不了。
于是两税法的概念逐渐被偷换为地税的一年两征，成为单纯的土地税。
然后就到了宋朝。看到这里，赵祯小脸儿有些红起来。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其他的大臣。
宋太祖留下三条遗训，就是不杀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还有一条就是永不增农田之赋。想想连石坚在大理修一条道路，几个书枢大臣都紧张万分，况且这三条祖训。田赋是没有增加。但人头税重开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目，这都是石坚从下边搜集上来的，有凭有据，比如“农器钱”、“牛皮牛筋税”、“头子钱”（运输损耗费用）等等。
其实赵祯对这些都知道，连这些大臣都知道，可现在百姓收入增加，国家开支增加，不得不用这些名目代替。还有两税法消灭了力役制度，但宋朝又巧立了职役与差役。也就是农村和城市居民都按照家庭资财情况编制为九等，上四等承担职役，比如为政府管理仓库和物资转运的“衙前”，为政府征收赋税清查户口的“里正”、“书手”，维持治安的“弓手”；下五等负责差役，为政府提供种种勤杂服务。不过职官户、坊郭户、女户、单丁等可以免役。也就是这一部份人导致了王安石的雇役法流产，这项法律的本意是政府向人户征收一笔专门的免役钱。这样一来，那些免役的人不乐意了，特别是前一种人，可是最有权势的一个群体。司马光的品价是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
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外，石坚全写了出来。所以赵祯小脸儿红红的。这是臊的，或者叫婊子立牌坊。
但他们看到下边还有呢。
后面石坚还写了两条税制，第一条就是一条鞭法。原来缴纳实物的田赋一律改征银两，原来的职役中的里甲等等以及差役中的种种“银差”也折合为银两，摊派到本地的耕地总数上作为田赋的附加税一起征收。由于实现了货币化，没有里甲催缴、征集、运输的问题，全部由纳税人自行到县衙门“投银”直接缴纳。
看到这个税法，所有人眼里一亮。这样省得遮遮掩掩得变项收各种税务。而且也解决了人口流动收税的难度。
石坚也下边写了小字，农民将获得更多自由，为了获得货币交税，必然将产品投入市场，加速商业经济的发展。但他也注明了不利的地方。还是官员！
一旦施行，有可能会出现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农民从事各种徭役；有的额外加赋，条鞭之外更立小条鞭，火耗之外复加秤头；更严重的是藉一条鞭法实行加赋。
事实上也是如此，明朝后期不断加鞭，朝廷加一分，地方加十分，于是大家一起开城门迎闯王。
其实这是一条很先进的税法，特别是一些征收税务的里正欺负百姓的无知，加重百姓负担。这一条税法，将这一漏洞弥补。连著名清官海瑞也对这种税法不遗余力推广，并且涉及到的利益并不是很大。最少不象王安石那样搞得天怨人怒。而且也可能因为货币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将交子走进舞台。只是如何杜绝官员从中伸出手来。
因此几个人看了良久，才往下看去。
好东西，总要品味一下，不过都用好奇地眼光看着下边，也许下边的东西更好。
下边确实更好一点。可对清朝的统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