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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渐渐由局部抗战，变为全民抗战。
宋朝开始用十分的力道，还击金军的入侵。而宋朝强大的gDP由闲置无用，渐渐开始转化为军事实力。
大宋由松散的农耕和闲暇的市民体制，向着战时经济政策转化，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运转，只要减少内耗，减少政策上的失误，靠着庞大的实力，足以轻松的辗压金国，在持久作战之下，足以将金国的国力耗尽，军力耗尽，最后将金军彻底的拖垮。
然而一切的前提是内部稳定，只有稳定的内部才能打持久战，才能拖垮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
只是能内部稳定吗？
赵朴摇了摇头，文官集团是宋朝最大的阻碍，堪比汉唐时代的门阀世族。
在汉朝时，门阀士族成为固化的阶层，形成庞大的宗族势力，陇西李氏、沛县刘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兰陵萧氏等，利用姻亲、宗族势力，小则是把持一地，大则是把持一国。控制着政治权力，垄断着经济资源，把有限的社会机会，都留给他们的后人，结果选出了太子还不算，又选出了一堆不食人间烟火的太孙。大族政治，世家政治，大行其道，把社会割裂成两部分，大多数底层民众再也没有机会了，甚至说他们都会倒退成大家族的奴仆。结果是地方势力强盛，让宗族势力，超越了国家利益，引来了五花乱华，更是引动了唐末的军阀割据。
直到宋朝，才彻底将地方宗族势力打压下去，失去了割据一方的条件。
宋朝实行的文官政治，代替了门阀政治，少掉来军阀割据，为底层上升提供了机会，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文官集团，多数是保守派，想要依靠文官集团变法，几乎是必败无疑。还有文官集团打压武将集团，也必然造成国防虚弱；文官集团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必然难以持久抗战。
在文官主政的时代，封狼居胥注定是做梦。
一旦前线的战事，取得了好转，文官们一定会消减武将权利，或者是架空武将权利，变着法子的搞内耗。
不改革文官集团，想要北伐，想要收复失地，还是做梦吧？
…………
此时是变法的最好时机，金军的入侵，客观上让那些地主士绅大量死亡，或是逃亡，遗留下大量的无主土地
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当，进行土地改革，重新颁布地契，让一部分无地，或者是少第的农民获得土地，从而获得农民的支持，减少流民数量，获得稳定的后方。在适当的抑制土地兼并，足以打造一个稳定的后方。
不过，此时也是最为危险的时刻。
随着金军的南侵，大量的百姓迁移先了南方，这必然会造成用地紧张，若是分配不当，或者是官吏耍猫腻，足以引发动乱；而大量南迁的士大夫和勋贵，必然利用各种手段，强取豪夺当地百姓的土地，鸠占鹊巢，那时南北冲突加剧，各种问题会再度滋生。
这些问题若是处理不好，南方之地必然是遍地烽火。
总之，此时此刻，想要无为而治，想要平静当皇帝注定是做梦，只有适时而变，不断进取，才能在灾难中抓住机遇，一举获得成功。
此刻时间有限，留下准备的时间不多了，行动胜过心动，速度胜过思考。
此刻，弱受变法，根本没有人才可用，可谓是一个人变法。
除了他这个皇帝有变法的意图之外，没有人愿意变法。他若是变法，反对派很多，骑墙派很多，而支持者很少。
不过时间有限，赵朴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培养变法人才，只能是有条件要办，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变法人才，只能是从那些投机者中挑选。投机不要紧，只有有用就行，只要是在掌控中就行。
此外，变法人才也只能是从那些守旧派中拉拢。将守旧派转化为变法人才。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他是皇帝。
这是宋朝，而不是明朝。在明朝，皇帝的权力早已经被各个地方势力架空，政令出不了京城。而此时还是宋朝，皇帝的权力还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中央、地方都有极大的掌控力度，想要玩清君侧，想要玩兵变的，没有几个。
…………
而在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拉拢中，张浚总算是成为第一个变法的大臣。
张浚可能不理解变法，可能才能有限，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只是事到如今，没有好的小弟，只能是这样凑合了，明知不适合，紧要关头，也只能是凑合使用了。
这时，赵朴有些理解王安石，为何王安石手下的小弟全是奸臣，全是大坏蛋，难道王安石不知道吗？不是王安石不知道，只是没人可选，没人可用，只能是凑合使用。
这大概就是历来奸党，诞生的根本原因吧！
张浚只是第一个，接下来，还会有无数个。
正所谓，名缰利锁，一些士大夫可能不为金钱所诱惑，但是不能不为名声所困。身为士大夫，身为读书人，所谓的气节，所谓的操守，只是引诱帝王关注的面子工程而已。一旦帝王抛出官位为诱饵，士大夫可能为了名声，而舍弃操守、气节。
在这个君权至上的时代，往往是臣子适应君王，而不是君王适应臣子，为了高官厚禄，为了名垂千古，那些读书人不得不屈服于帝王的淫*威之下。
张俊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
赵朴心中松了一口气，幸运的是他是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者兵权，只要是不急躁，不放下致命的错误，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大吧！
这是一场至上而下的改革，希望成功！
恍然间，赵朴想到了彼得大帝。
历史上，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没有人才支持。那时，彼得大帝改革，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改革。他改革时，不依靠如何的大臣，大臣只是利用而已，方便则用；不方便，则是丢弃。他改革时，总是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用野蛮，改造了野蛮的俄国。
第212章一个人的改革（三）
变法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有人说是国家富强，有人说是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有人说是皇帝权利加强，有人说是中央集权加强，其实这都是表象。变法的第一目的，唯一目的是对外战争胜利。
变法，总会引动社会动荡，各个阶层关系紧张，腐败问题严重、百姓生活下降等等，各种矛盾激化，纠纷不断。正所谓变法就是动手术，动手术会带来剧痛，区别也仅仅是，有的还没有超过社会忍耐的极限，有的则是超过了社会忍耐的极限。
历史上，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彼得大帝改革，乃到后世的清朝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十月革命等等，都是给社会带来了阵阵剧痛。
变法派，或是改革派，不论是人才的数量上，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如守旧派，这注定了变法中贪污问题很严重，也注定了变法中危害百姓的现象很多，龙蛇混杂的改革派好似毒素一般，扩散向整个社会。
在变法中，首先底层百姓受益很小，没有受益，甚至是利益受损。
商鞅变法，秦国建立了第一强军，也成了六国最强国，但是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一些利益受损；而王安石变法，国库有了钱，但是百姓没有受益，受害反而很多；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商人从中受益，但是底层的百姓过的更加苦逼；而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农奴依旧存在，底层的百姓还是苦逼至极，生活水平没有改善。
这是必然的，变法必然是先强军，后富国，然后才是百姓利益。
为了强军，在某种程度上，要牺牲国家利益，牺牲底层百姓利益；为了强国，也必然要牺牲底层百姓利益。在变法的各个利益阶层，分蛋糕的时刻，底层百姓的利益必然是放在最后一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必走的路。
而那些先是考虑底层百姓利益，必然陷于各种纠葛，各种道德问题，各种舆论争吵中，有限的精力和财力必然耗尽，最后一事无成。这也是许多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想要变法，就要做好怨声载道的准备，做好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准备。
一些聪明的变法者，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不越过利益底线，激化矛盾。
总之，变法如动手术，会带来阵阵剧痛。而验证变法成功与否，不在于财政多了多少钱，不在于建立多少新军，也不在于中央多么集权，也不在于底层百姓生活是否好转，只在于对外战争胜利与否。
变法，只是填写答卷，合格与否在于对外战争胜败。
或者，可以说，变法的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就是对外战争胜利。
商鞅变法成功了，因为击败了宿敌魏国，至于在变法中滋生多少问题，都是选择忽略不计；胡服骑射，也成功了，因为对娄烦、中山等国，战争胜利了，至于赵国百姓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也被忽略了；明治维新也成功了，因为甲午战争胜利了，至于饿死多少人，多少人当了慰安妇，都是选择忽略不计。
很现实，很残酷，也很真实。
对外战争胜利了，可以掩饰一切矛盾，再大的错误，此时也是微不足道；对外战争失败了，会暴露太多问题，哪怕是改革再成功，也是失败的。
一白遮百丑，一战掩百恶。
有些“黑色变法”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生产力低下，文盲率极高，封建蔽塞的时代，想要发展“绿色变法”，注定是做梦的。
国家衰亡，必须变法；变法图强，又必须强军；而强军又必须对外一战，胜则是万事好说，败则万事皆休。
不了解其中关系，仅仅是为了中央集权而变法，仅仅是为了打击对手而变法，仅仅是为了稳定而变法，注定是失败的变法。闭门造车是造不出好车的，闭门变法也是变不成功的，一切都要向外。
变法，必然要对外一战，不然变法必败；
变法，对外一战，必然要胜利，不然变法必败。
这些天，赵朴不断的琢磨变法问题，总算是琢磨出了个大概，明白了变法的本质。变法并不美�